1963年4月，康泽第四批获得特赦，原来他长得这么一副模样，容貌是比较凶悍，难怪他的功德林同学都有些怕他。 康泽，原名康代宾，字兆民，四川安岳人，生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自小家境普通，但凭借优异的学业成绩，进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在那里，康泽的思想逐渐趋向极右，并因此受到蒋中正的赏识。 1925年，他成为黄埔军校的学员，并以其卓越的军事才干脱颖而出。蒋中正对其产生浓厚兴趣，认为其能够成为未来国民政府的骨干力量。 到了1932年，康泽与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共同组建了“中华复兴社”，这一政治组织的成立得到了蒋中正的直接支持，旨在推动国家的复兴和政治改革。 随着复兴社的逐渐壮大，康泽的政治地位也稳步上升，甚至被提拔为国民党中常委，跻身国民党最高决策层，逐渐显现出作为政治人物的潜力和影响力。 康泽的上升势头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限量的，然而，命运却在他最得意之时发生了转折。蒋中正的儿子蒋经国被斯大林从苏联带回，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康泽的政治前景。 蒋经国的回国使得蒋中正在政治上更加依赖自己的亲生儿子，而康泽的地位瞬间变得岌岌可危。尽管康泽曾与蒋经国有过争斗，并试图争夺影响力，但此时蒋中正已经明确倾向于支持自己的亲子，康泽的命运因此陷入了困境。 为了确保蒋家权力的稳固和家族继承的顺利，蒋介石通过将康泽“送往国外考察”这一手段，为他的儿子蒋经国在国内的政治布局腾出了空间。 在这一过程中，康泽原本掌握的复兴社和“三青团”组织，成为了蒋家政权的一部分，逐渐移交给了蒋经国。虽然康泽自己依然在国内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这一转变标志着他与权力核心的渐行渐远。 1947年，康泽终于获准返回国内。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蒋介石对康泽的依赖已大不如前，康泽的政治地位急剧下滑。他再也无法恢复过去的荣耀，尽管他在国民党内依旧担任一些职务，但早已失去了掌控实际权力的能力。 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战局日益吃紧，康泽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的中将司令。这一职务虽然看似光鲜，但实际上已经是国民党在抗日胜利后，面对内战压力的权宜之计。 次年，在全国范围的战事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康泽被派往负责襄阳战役的指挥。然而，这场战役对国民党来说注定是一次失利。 襄阳战役的惨败，使得康泽陷入了绝望之中。在战场上遭遇重大失败后，康泽选择了自杀。然而，他未能成功，最终被我人民解放军俘虏。 1949年5月，康泽被押解到北京功德林监狱，开始接受新的改造。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部分原因是监狱管理人员的细心关怀和耐心开导。康泽开始意识到，自己与过去的观念有了显著的差距。 一次与调查人员的争执后，康泽感到深深的不安。他担心这次冲突会导致严厉的惩罚，但没想到，管理处的领导却为他解围。 领导指出，在与外部人员接触时，战犯应保持冷静，若有过激反应应被忽略，而康泽此次争执不应自责。这个宽容的举措让康泽内心深受触动，也促使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自我改造的工作中。他决心通过认真反思与写作来弥补过往的错误。 1952年，康泽完成了长达十多万字的反思性材料《我的再清算》，通过这一过程，他逐步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并在思想上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到康泽，强调即使是像康泽这样的战犯，经过改造后也不应当遭受杀戮。毛泽东的这番话，不仅是对康泽个人的宽恕，也代表了党和政府在处理战犯问题上的大度与远见。 毛泽东认为，杀害战犯可能带来不良的国际声誉，而给他们一个自新机会，不仅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也有助于国际形象的塑造。 康泽的命运随着这一政策的变化发生了转折。经过多年的改造和努力，他终于得到了机会。在1952年，他已经能够表现出明显的悔改态度，直至1963年，他凭借良好的表现，成为第4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