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国民党中将周福成的女儿劝他起义，周福成大吼：“你要再说，我枪毙你。”
女儿说：“毙就毙，我不怕。”
周福成是沈阳蒋军的防守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官，在沈阳解放前夕，他在北平读大学的女儿周长秀（地下党员）乘飞机前来，劝说他率部起义。
顽固的周福成一拍桌子，一面大骂周长秀，一面作势要掏枪。周福成只是吓唬女儿，倒不是真要动手，他盯着女儿看了一会后，叹了口气，打电话叫来副官，让把女儿送回北平。
10月27日，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覆灭。消息传来，杜聿明急匆匆的飞去葫芦岛，准备将聚在那里的十万部队海运撤离，卫立煌这个“剿总”司令，因失去老蒋信任，心灰意冷之下，整日端坐在总部办公室，难得说上一句话。
老蒋对卫立煌很是恼恨，存了让他留在沈阳的心思，后在杜聿明、王叔铭的劝说下，这才派飞机接卫立煌离开。
10月30日下午，卫立煌乘飞机离开时，对送行的周福成说：“全五（周福成的字），沈阳就交给你了，好自为之吧。”
周福成并未领会“好自为之”四个字后面的深意，反而因卫立煌离开，变得野心膨胀起来，因为他成了沈阳最高级别的“军政长官”。
沈阳的蒋军还有十余万众，名义上统归周福成指挥，但其实他连起家部队53军都难以控制，更别说以嫡系自居的青年军207师等部队了。
周福成是东北军出身，归他指挥的53军，是东北军仅存的建制完备的一个军了。由于周福成向来亲蒋，参与过滇西反攻，又和陈诚是保定军校同学，因此53军成为蒋军十三支“全美械军”中，唯一的杂牌军。
老蒋在卫立煌离开后，为了让周福成卖命，打去电话一通“封官许愿”。此时蒋军在东北，仅剩沈阳这一个大的据点，周福成利令智昏，竟然把老蒋的空头支票当真。
周福成俨然以“剿总”总司令自居，在兵团部召开军事会议，但青年军207师等“中央军”并未派人参会，实际到会的都是53军的主要军官。
在会上，周福成叫嚣说：“总统让我坚守，沈阳有足够的弹药，粮食，可支撑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们能守上三个月，总统的援军就到了。”
53军副军长赵国屏说：“几十万大军都没了，这个时候哪还有什么援军。这仗打不了，不能再打了。”
周福成猛地一拍桌子，说：“这样的话不许再说，否则休怪我不讲情面。”
53军130师师长王理寰担心周福成下毒手，拉着赵国屏离开了会场。周福成见状，只得宣布散会。
当晚，王理寰在师部给周福成打去电话，说130师官兵已做好了起义或向解放军投诚的准备，派去联络的代表已出城。
周福成说：“我不信全师官兵都会跟着你走。”
王理寰说：“大家都同意，包括副师长夏时，他就在我身边，老军长要不要和他说话。”
夏时是周福成的连襟，本是周福成派到130师，制衡师长王理寰的。见夏时也同意起义，周福成清楚130师已脱离他的掌控，气得挂了电话。
过了一会，不死心的周福成，给暂编30师师长张儒彬打去电话，问：“王理寰不愿意打了，你这个师是什么情况？”
张儒彬说：“我不是不想打，只是打下去让弟兄们徒增伤亡，于事无补，还是不打为好。”
周福成又给116师师部打电话，对面一听是他的声音，马上挂断。
周福成见三个师长都不听他指挥，颓然的坐在椅子上，许久说不出话来。第二天，失去对53军控制权的周福成，带着兵团部的卫兵、随员跑去了银行大楼内躲避。
11月1日，解放军对沈阳发起总攻，赵国屏向53军的部队长或发电报、或打电话，让他们带着所部官兵，放下武器，迎接解放军入城。其余的蒋军部队长，也效仿53军，下令缴械投降。
青年军207师，是唯一负隅顽抗的一支，在沈阳解放时，该师师长戴朴带着三千多残部突围逃走。
东北蒋军有36门大口径榴弹炮，其中18门在之前的战斗中被解放军缴获，剩余的18门，留在沈阳城内。当解放军入城后，蒋军炮兵团长带人将榴弹炮摆出来，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对前来缴械的解放军战士说：“这18门炮没用几次，如数交给贵军。”
卫立煌走后，东北“剿总”的留守人员群龙无首，陷入混乱。当解放军一个营进入“剿总”总部时，里面的一千多各类人员，无人敢抵抗，纷纷主动当了俘虏。
当解放军连长黄达宣带一百多战士包围了周福成藏身的银行大楼后，周福成派代表出来谈判，说愿意率部“起义”。
黄达宣说：“你们只能是缴枪投降，算不上起义。如果再顽固拖延，我们就打进去，坚决消灭。”
代表回去后不久，周福成带着三百多人列队走出银行大楼，将武器扔到地上。周福成见到黄达宣后，自报身份：“我是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
黄达宣说：“原来你就是周福成啊，跟我去见师长吧。”
解放军师长张吉诚见到灰头灰脸的周福成后，以惋惜的语气说：“你的手下，不是起义就是投诚，你何必落这样一个结果呢。”
周福成连连说：“辛苦了，辛苦了。”
53军官兵在赵国屏等人的带领下迎来了新生，周福成被送去改造，在历史关头不同的选择，有了不同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