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清华校长梅贻琦病逝。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在病床底下竟然发现了一个手提包。谁知打开之后，大伙都傻眼了。 1909年，正值清政府选派留美学生之际，在630名考生中，梅贻琦以第六名的优异成绩脱颖而出。 在他留美归国后的1915年，梅贻琦来到了清华大学任教。 初到清华的日子并不好过，当时的薪资十分有限，连日常的餐费都需要自理。家中的经济重担压在肩头，让这位年轻的教师倍感压力。 生活的艰辛让梅贻琦一度萌生退意，在清华任教半年后，他想要辞职另谋出路。此时，恩师张伯苓的一番话改变了他的决定。 张伯苓对他说：＂青年人一定要学会忍耐，回去继续教书！＂这简单的一句劝导，让梅贻琦选择了坚持。 这一坚持，就是数十年的光阴。 1931年，清华大学正处于多事之秋，前几任校长更替频繁，学校管理陷入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留美学生监督的梅贻琦临危受命，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上任伊始，很多人都在观望这位新校长能坚持多久。但让所有人意外的是，梅贻琦不仅坐稳了校长之位，还带领清华走向了新的高度。 有人问他是如何做到的，梅贻琦只是微笑着说：＂因为没人愿意倒＇梅＇啊！＂这句带着些许幽默的回答背后，是他高超的治校智慧。 梅贻琦主张民主办学，提倡＂教授治学＂的理念，让教授们在教学和研究上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这种开明的办学方式，为清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的带领下，清华大学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教学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氛围。这种变化不是靠强权命令，而是通过民主协商慢慢形成的。 对于清华，梅贻琦总是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这八个字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深厚的感情，源于他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 1935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践踏了中国的东北与华北地区。在这样的国难当头之际，清华园内的学生们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一次学生运动中，一群清华学生被军警逮捕，局势一度十分紧张。当国民党方面向梅贻琦索要参与运动学生的名单时，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 他递交了一份名单，但那只是一份已经毕业学生的旧名单。这个充满智慧的举动，既避免了与当局的直接对抗，又保护了在校学生的安全。 这样的事件不止发生一次，每当学生们组织运动时，都会提前张贴支持梅校长的标语。这种默契的互动，体现了师生之间的深厚信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清华大学不得不踏上南迁之路。 在梅贻琦的带领下，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先是在长沙组建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当长沙也面临战火威胁时，师生们又辗转迁往了昆明。 在昆明，三校正式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在战火中诞生的大学，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学府。 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异常艰苦，教室是简陋的土墙，宿舍是草顶茅屋。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梅贻琦依然坚持着高水平的教学质量。 他延揽了陈寅恪、闻一多等一批学术大师，让西南联大成为战时中国最重要的学术重镇。这些大师的加入，印证了梅贻琦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梅贻琦始终以身作则。他和其他教授一样租住民房，不享受任何特权。 甚至在学校经费紧张时，他主动放弃了补助金。他的夫人为了贴补家用，开始学做糕点在街边售卖。 这位清华校长的清廉作风，感染了整个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大家依然保持着崇高的教育理想和学术追求。 梅贻琦始终坚持＂教授治学＂的理念，在西南联大期间给予教授们充分的学术自由。这种开明的治学方针，让西南联大在战火中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1948年底，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溃败，梅贻琦离开了他深爱的清华园，前往台湾。这一离别，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在台湾的日子里，梅贻琦始终没有放弃教育事业。1955年，已经67岁高龄的他，开始筹建新竹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 这所新建的学府，最初并没有用＂清华＂的名号。梅贻琦经常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这句话里，包含着他对北平清华园深深的眷恋。 在创办新竹原子科学研究所的过程中，梅贻琦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严谨作风。从选址、规划到建设，每一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 1962年5月19日，这位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的教育家，在台湾病逝，享年73岁。 在整理梅贻琦的遗物时，家人在他的病床底下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手提包。 打开手提包后，里面既没有任何遗言，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只有一本记录着清华在美国基金账目的账本，每一笔收支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为了纪念这位一生奉献给清华的教育家，治丧委员会决定将他的墓地设在校园内。这片被命名为＂梅园＂的墓地，如今已是绿树成荫，繁花似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