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和杜月笙矛盾激化，在蒋经国的支持下，宣铁吾先拿万墨林开刀，说：“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操纵米价，我要以军法从严惩办。”宣铁吾口中的恶势力，自然指的是杜月笙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终于迎来了光复。国民政府在重庆立即着手筹划对上海的接管工作，第一要务就是恢复社会秩序，重建行政体系。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民政府任命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宣铁吾担任上海警备司令，这一任命颇具深意。宣铁吾不仅是军事将领，更重要的是他与蒋经国的私交甚密，这为日后的上海管理埋下了伏笔。 当时的上海，表面上看是一派欣欣向荣、百业待兴的景象，但暗地里却盘踞着错综复杂的势力网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杜月笙为首的青帮势力，他们的触角已经渗透到上海的各个经济领域。 杜月笙虽然只以中汇银行董事长和恒社社长的公开身份示人，但他实际掌控着上海的银钱业、棉纺业、轮船业等多个重要行业。这种地下势力对经济的控制，严重影响着上海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蒋经国对上海的局势了如指掌，他深知要治理好上海，必须先处理好与地下势力的关系。选择宣铁吾担任警备司令，正是蒋经国的一步妙棋。宣铁吾不仅是他最信任的朋友之一，更重要的是宣铁吾对上海没有任何利益牵连。 宣铁吾上任伊始就展现出了强硬的态度，他在对新闻界的第一次谈话中就明确表示：不搞劫收，整顿风气，特别要整顿青红帮。这番表态无异于向杜月笙等地下势力发出了明确的警告。 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整顿上海的地下势力不仅关系到社会治安，更是巩固政权的重要举措。战后的上海百业待兴，但如果继续让地下势力把持经济命脉，不仅会影响经济复苏，更会动摇政府的统治根基。 蒋经国对上海的布局远不止于此，他通过军统系统的王新衡与宣铁吾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这个联盟不仅掌控了军警大权，还能通过情报系统对地下势力进行有效监控。 在这种局势下，杜月笙虽然权势滔天，但面对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联手，也不得不小心谨慎。特别是在戴笠意外身亡后，杜月笙失去了在中央的重要靠山，处境更加被动。 1946年的上海，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其中最让普通百姓痛苦的就是米价的持续上涨。在这个时期，掌控着上海米业公会的万墨林成为了众矢之的。 万墨林作为杜月笙的总管，从早年为杜月笙装鸦片烟开始，一步步爬到了米业公会理事长的位置。他所掌控的米业公会，实际上垄断着上海的大米供应和价格。 宣铁吾选择从万墨林开刀，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大米价格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整治米价有利于争取民心。另一方面，万墨林作为杜月笙的心腹，打击他就等于直接打击杜月笙的核心利益。 1946年7月1日，宣铁吾在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后，立即对万墨林采取了行动。警备司令部以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罪名将万墨林逮捕，关押在河滨大桥的看守所内。 这一消息立即轰动了整个上海，所有的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事件。宣铁吾更是主动召开记者会，公开表示要以军法从严惩办万墨林，这种强硬姿态表明他是有备而来。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杜月笙阵营迅速展开了反击。他们通过各个同业公会和工会组织向警备司令部施压，声称米价上涨是因为产地粮食运输受阻，与米业公会无关。 同时，杜月笙的势力还发动了一场舆论战，试图转移公众视线。他们一方面淡化米价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要通过司法途径处理万墨林案件。 宣铁吾对这些施压和舆论攻势毫不退让，他公开表示要＂治乱世用重典，杀一儆百＂。这种态度显示出他背后有蒋经国的坚强支持，否则断不敢如此强硬。 然而，在这场博弈中，杜月笙展现出了老江湖的圆滑手段。他通过各种关系疏通，最终让万墨林以＂病危＂的名义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 这种结果虽然让宣铁吾十分不满，但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毕竟在当时的上海，很多事情都不是单纯靠强硬手段就能解决的。 万墨林案件虽然以一个模糊的结局告终，宣铁吾用这个案件向杜月笙传达了一个明确信号：新的权力体系不会容忍地下势力继续把持上海的经济命脉。 万墨林案件虽然以保外就医告终，但这场风波对上海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事件发生后，杜月笙势力在上海的活动开始变得更加谨慎，但米价等民生物资的价格仍在持续上涨。 1948年，随着国民党政权日渐衰落，蒋经国被派往上海担任经济督导员。这一次，他与宣铁吾再度联手，试图通过一系列强硬措施整顿上海经济秩序。 他们的行动更加大胆，直接逮捕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指控其涉嫌非法套汇。这一行动震动了整个上海滩，显示出国民党高层对控制上海局势的决心。 然而，这些措施最终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限价政策导致商品短缺，打击证券黑市的行动也因各种阻力不了了之。这些失败的尝试表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难以解决上海的深层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