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徐志摩借住胡适家，被好友拉去胭脂楼。回去已是午夜，他蹑手蹑脚，生怕惊动了胡适。谁料刚开门他就惊呆了——胡适夫妇坐在他的房里，冷冷地盯着他。胡夫人很生气，掏出一套衣服，说：“赶紧换了！” 1931年的北京，深秋的夜晚格外寒冷。午夜时分，细雨濛濛，街道上早已没有了行人。徐志摩顶着寒风，蹑手蹑脚地走上了胡适家的楼梯。他原本不想这么晚归来，更不想打扰主人休息，可这场突如其来的雨却让他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夜游。 推开房门的那一刻，徐志摩愣在了原地。房间里，胡适夫妇正坐在那里，神情严肃地望着他。那一刻的尴尬与沉默，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凝固了。江冬秀打破了这份沉默，她起身拿出一件早已准备好的棉袍，语气中带着责备与关切，催促徐志摩赶快换上。这件棉袍是她特意为徐志摩准备的，为的就是担心他在北京的寒冬里受冻。 徐志摩换好衣服后，想为自己解释，说陆小曼已经为他准备了新衣，只是还未取回。这句话却触动了江冬秀的神经，她开始数落起徐志摩来。在江冬秀看来，一个真心爱护丈夫的妻子，就应该陪伴在丈夫身边，而不是独自留在上海。这不是江冬秀第一次对徐志摩的婚姻生活表示不满。自从徐志摩来北京任教，借住在胡适家以来，江冬秀就多次婉言相劝，希望他能够重视家庭。 徐志摩，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闪耀的诗人，他的爱情故事与陆小曼的结合，无疑是那个时代文人圈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之一。1922年，徐志摩留学归国后，常与好友王赓聚会，而王赓的妻子陆小曼的存在，逐渐在徐志摩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北京的交际场中，二人相识，情感迅速升温，最终走入婚姻的殿堂。 在热恋期间，徐志摩创作了《爱眉小札》，这不仅是他对陆小曼深情的表达，更是他内心激情与渴望的真实写照。诗中的每一个字句，都透露出他对妻子的深情厚意和缠绵不舍。然而，婚姻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刚结婚时，夫妻二人过着浪漫而惬意的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中的种种压力逐渐侵蚀了他们的感情基础。 陆小曼的健康问题是婚姻后期的一大困扰。她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对这段婚姻始终抱有不满，尤其是对陆小曼的性格和背景颇有微词。这种家庭内部的矛盾，使得夫妻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陆小曼因疾病和心理上的压力，性格逐渐发生变化，变得娇慵、懒惰，甚至有些贪玩，完全失去了最初那份灵动与激情。 在这样的环境下，徐志摩选择了迁就妻子的方式，试图通过包容与理解来维系这段关系。他不断地在口头上劝导陆小曼，希望她能够恢复往日的活力和热情。然而，这种努力并未取得显著效果，反而使得二人的矛盾愈加尖锐。陆小曼的行为也逐渐显露出她出身名门、独生女儿的小姐脾气，她大手大脚的生活方式，让原本就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经济压力成为了这段婚姻的又一重负。徐志摩的父亲在对陆小曼的不满情绪下，决定在经济上与他们夫妇彻底断绝关系。这一决定使得徐志摩不得不独自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为了维持家用，他不得不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多所学校同时任教，课余时间还要赶写诗文，试图通过稿费来补贴家用。尽管他通过这些努力，一年内收入数百大洋，但仍难以满足家庭日益增长的花销。 1930年秋，面对家庭的经济困境，徐志摩毅然辞去了在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邀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这一决定使得他能够集中精力在学术与写作上，同时也增加了收入来源。然而，尽管如此，家庭的经济状况依然捉襟见肘，生活的压力使得夫妻关系更加紧张。陆小曼的挥霍无度，加剧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使得徐志摩在维持学术事业与家庭生活之间疲于奔命。 徐志摩的辛勤工作并未能缓解家庭的困境，反而让他在学术与写作之间疲于奔波。1931年上半年，他频繁往返于上海与北京之间，共计八次之多。这种高强度的生活方式，使得他身心俱疲，难以兼顾家庭与事业。而陆小曼的态度变化，更是让他感到无力和失望。 然而，1931年，命运对这对夫妻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徐志摩因车祸不幸去世，年仅四十六岁。他的突然离世，让整个家庭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陆小曼在失去丈夫后，选择了隐退，不再出入社交场合，默默承受外界的指责与批评。她在致徐志摩的挽联中，倾诉了内心深处的哀伤与不舍：“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这些文字，不仅表达了她对丈夫深切的怀念，也透露出她内心的孤独与痛苦。 在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整理与出版徐志摩的遗作中，这一过程耗费了她数十年的心血。她不仅要面对外界对她的种种质疑，还要承受内心的煎熬与挣扎。整理徐志摩的遗作，不仅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认可，更是她对这段感情的坚守与纪念。然而，这其中的苦辣酸甜，却只有她自己能够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