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2岁的莫言透过窗户纸的破洞，看到一名男教师正往女教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花生，郑红英“咯咯”地笑个不停。但莫言怎么都没想到，一个窥探，竟断送掉自己升中学的机会。而且，这一辍学就是17年！ 1967年的中国，在山东高密县的一个小村庄里，12岁的莫言和其他孩子一样，被时代的浪潮裹挟其中。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一个夜晚。那天，莫言被安排执行学校的某项任务。当他路过教师办公室时，一股花生香钻入鼻子。出于好奇，他蹑手蹑脚地靠近窗户，透过窗户纸上的一个小洞往里张望。接下来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办公室里，一位男教师一边吃着花生，一边和代课老师郑红英打闹玩耍，场面令人不齿。 第二天，莫言把这件事告诉了同学张立新。谁知这位艺术细胞活跃的同学立即在村子的大队部墙上画下了这个场景，还添油加醋地夸大了其中的细节。这幅墙画很快引来了全村人的围观，一时间议论纷纷，郑红英的名字也因此传遍了整个村子。 事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平息。一年后，当地成立了一所农业联合中学，莫言作为应届小学毕业生本应该继续升学。但郑红英抓住了莫言家庭成分是中农的把柄，以＂上级指示＂为由，断然拒绝了莫言的入学申请。即便莫言的姐姐多次登门恳请，结果依然未能改变。 辍学后，他进入人民公社，开始了辛苦的农村劳动生活。田野、泥土、庄稼、乡间琐事，这些看似平凡的细节在他的生命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段经历不仅是他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 生活的困顿并没有让他停下追求更好未来的脚步。通过亲戚的帮助，他得以从田间劳动转入县棉花加工厂担任临时工。这虽然并未让他彻底脱离底层生活的束缚，却让他看到了改变命运的一丝可能。这份工作，带来了比务农稍轻松的环境，也为他提供了一些时间去思考人生。这种沉淀，在他日后的作品中化作了丰富而细腻的描写，成为他文字中最令人动容的部分。 从1973年开始，他便多次尝试报名参军，然而命运多舛，直到1976年他才终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军旅生活对莫言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转折。这段经历不仅让他看到了不同于乡村的世界，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军营中严格的纪律和独特的集体生活，与他早年农村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敏锐的观察力使得这一切变成了创作的灵感来源。 1978年，面对提干的压力，他选择了文学创作作为突破口。那一年，他开始认真尝试写作，将自己的思考与感受付诸笔端。他发表的首部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紧随其后的《丑兵》不仅使他成功提干，也为他赢得了文学领域的初步声誉。这些作品的成功不仅证明了他的才华，更让他看到了文学的力量——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可以让一个人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1983年，他被调到延庆总参三部五局宣传科任理论干事。这一职位让他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文学资源，也让他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开阔。在这一时期，他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如《因为孩子》《售棉大道》《民间音乐》等，这些作品展现了他早期的文字风格与叙事技巧。其中，《民间音乐》一文引起了著名作家徐怀中的注意，为莫言带来了人生的又一次重要机遇。徐怀中破格推荐他参加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考试，这让莫言得以走进系统学习文学的课堂。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习为他的创作打开了新的天地。他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文学教育，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首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一地名，象征他的家乡。从此，这片虚构的地理空间成为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背景，也是读者记忆中独具特色的文学符号。通过“高密东北乡”，莫言将乡村生活的真实与他个人的文学想象融合得天衣无缝，创造出一个既具体又广泛的文化象征。 1985年，他的文学事业迎来了重要的突破。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的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描写，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冯牧主持的创作研讨会上，汪曾祺、史铁生等文学大家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透明的红萝卜》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苦难与复杂人性，带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和人文关怀，它不仅让莫言的名字被更多人知道，也为他日后的创作铺平了道路。 同年，他开始创作中篇小说《红高粱》。1986年，这部作品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后，引起了文坛的轰动。《红高粱》通过家族史的叙述，展现了生命的顽强与人性的深度。在小说中，他把乡土世界与个人的记忆融为一体，用充满张力的语言和结构，为文学界注入了一股新鲜而富有力量的气息。这部作品的成功不仅奠定了莫言在文学界的地位，也让他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