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去世，享年63岁。他在遗嘱中留下了这样的话给他年仅34岁的妻子：“我去世后，你可以考虑再嫁，但有一点你必须切记，那就是不要以我的名义出售任何财物，同时，不要动用教育部寄来的款项，你的生计务必自力更生。”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的一家书店被捕。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以＂从事非法活动，危害民国＂的罪名将他逮捕，随后秘密押送至南京蒋公祠监狱关押。 在这座由蒋介石下令改建的监狱里，陈独秀度过了漫长的五年。监狱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写作热情，创作了大量关于政治、哲学和社会问题的文章。 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开始反思中国革命的道路，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重新审视。 陈独秀的入狱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纷纷发起营救行动。各大报纸刊登了大量呼吁公开审理的文章，多个团体也向国民党当局施压。 1937年8月，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陈独秀终于获释。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他选择前往武汉暂居。 在武汉期间，陈独秀密切关注着抗日战争的进展。随着日军不断逼近武汉，他不得不再次转移，最终在好友的帮助下定居四川江津。 江津时期的陈独秀生活十分清贫，但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当时某教育机构曾预付给他一笔稿费，因为双方在出版方向上存在分歧，这笔钱一直搁置。 面对家庭的经济困难，陈独秀仍然坚持不动用这笔款项。他认为，一个人的精神操守比物质享受更为重要。 1937年到1942年是陈独秀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依然保持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期间，他持续关注时局发展，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 在江津的老屋里，陈独秀不仅要面对日益衰退的身体，还要承担起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他的母亲已经双目失明，长子带着全家老小从安庆逃难而来，使本就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 1929年的上海，陈独秀以＂李先生＂的身份，在熙华德路租住了一间亭子间。那时的他已经49岁，因躲避通缉而过着隐居生活，靠写字画画维持生计。 对面的亭子间住着一位年轻女子潘兰珍，年仅20岁出头。两人偶然相识后，这位年轻女子经常帮＂李先生＂整理房间，浆洗衣物。 日子久了，两人的关系逐渐亲近。＂李先生＂见潘兰珍勤劳踏实，便教她认字读书。这段平淡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两年。 1932年的一天，潘兰珍带着他们收养的女儿回南通老家探亲。谁知这一别，竟让她得知了震惊的消息：＂李先生＂的真实身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 得知陈独秀被押送到南京后，潘兰珍立即赶往南京蒋公祠监狱。在狱中探视时，她表示愿意等待陈独秀，不在乎生活的贫富。 为了方便照顾陈独秀，潘兰珍在监狱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她靠做零工维持生计，隔三差五就去监狱探望。 当时的宋庆龄女士得知这个消息后，专程来到南京。她不仅向当局施压，要求给予陈独秀公正对待，还亲自接见了潘兰珍，对她的行为表示支持。 在陈独秀服刑期间，潘兰珍成为了他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她帮助整理狱中文稿，接待前来探视的各界人士。 1937年陈独秀获释后，两人辗转来到四川江津。此时的陈独秀已年过五旬，加上长期牢狱生活，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在江津的日子里，潘兰珍不仅要照顾陈独秀，还要照料他年迈的母亲。陈独秀的母亲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潘兰珍事事亲力亲为。 家中经济拮据，但潘兰珍从不抱怨。她宁愿变卖自己的首饰，也尊重陈独秀不动用那笔有争议稿费的决定。 1942年，陈独秀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潘兰珍一直守候在床前，直到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刻。 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留下了他的遗嘱。这份遗嘱特别叮嘱34岁的妻子潘兰珍：可以改嫁，但不能以他的名义出售任何财物，也不能动用教育部的稿费。 历史证明，潘兰珍完全践行了丈夫的遗愿。陈独秀去世后，她带着养女回到上海，在一家农场工作，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 尽管生活清苦，但潘兰珍始终没有接受任何形式的馈赠。她用实际行动证明，革命者的精神遗产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传承。 在上海的岁月里，不少人想要采访她，了解陈独秀的晚年生活。但她始终保持低调，从不利用丈夫的名声谋取任何利益。 这种坚持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对革命精神的真正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