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乘军舰来到上海，召见杜月笙，说：“我叫汤恩伯严守京沪杭，你可以在适当时机到台湾去，一定到台湾去。” 杜月笙大吃一惊，问道：“情况有那么严重吗？” 蒋介石看了一眼杜月笙，意味深长地说：“镛老，当年‘四·一二’，你是出了大力的。” 杜月笙当年镇压上海工人，诱杀了上海工人领袖汪寿华，这是他的一笔血债，见蒋提及，他不由得心里一哆嗦。 “镛老，有一件事我要向你解释，”蒋介石接着说，“这就是去年8月，经国在上海扣了你孩子的事。这事我事先确实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嗯，否则，我也不会让他们那么胡闹呀！” 蒋介石说的事就是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颁布后实行的所谓“币制改革”。当时，通货膨胀，国民政府不顾人民反对，发行金圆券，强令群众将民间所收藏的金银外币乃至珠宝首饰，一律交出，换取金圆券。他们想用这样一支强心针，来挽救濒于死亡的财政经济。 为此，蒋介石派了儿子蒋经国到上海督战，蒋经国的头衔是上海区督导副专员，统率“戡乱建国大队”，还招募了不少青年，组成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基干队伍。他们对私藏金银的“不法分子”狠狠打击，当时上海人称蒋经国这支队伍为“打虎队”，对小蒋也有谈虎色变之感，蒋经国俨然成了“打虎英雄”。 从9月2日起，蒋经国在上海“大打出手”，下令枪毙了一个投机倒把犯王春哲，抓了不少纸、烟、纱布、金纱圈子里的“巨擘”，其中有“泄漏币制改革机密、大量抛售股票”的李国芝，还有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 那时，蒋经国一再邀请杜月笙参加宴会或座谈会，还有一次邀请他单独谈话，杜月笙均不作任何表示，躲在家里不肯出门。蒋经国恼火了，就来了“杀鸡儆猴”，把杜维屏抓了起来，说他违反交易所法，经营场外交易。这一下彻底震惊了整个上海，个个闻之咋舌。蒋经国居然敢摸杜老虎屁股？这真有点“打虎将”的气魄。大家都很关心这场“打虎运动”的局势会如何发展。报纸上有消息说：“杜氏因儿子被捕，三次晋谒蒋经国，均被挡驾，因此颇为怨恨云云。” 无奈之下，杜月笙只好出来说话了，在他所控制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辟谣谈话”，认为绝无说情之事，也没有被“挡驾”之说，他表示“二十年来，镛之服从政府，众所周知。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经国先生执法以绳，不枉不纵，深致敬佩！” 但是杜月笙毕竟是老于谋算的人，在他的徒子徒孙们的效力下，他不动声色地派人调查了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独资经营的扬子公司。他发现公司有非法大量囤积的事实，并且凭借特殊权势，在胜利后处理“剩余物资”等方面发了大财。于是，他在一次蒋经国召开的大会上公开发言，揭发出来：“我儿子触犯法纪，罪有应得。但请对此类事件秉公执法，平等对待。据我所知，扬子公司所囤集的纱布货物，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请专员立即派员查抄，万勿使罪犯逍遥法外。” 一席话，使满座听众目瞪口呆，蒋经国也弄得很尴尬。他对孔令侃的所作所为不是毫无所知，也不是没有看法，无奈孔令侃后面还有宋美龄。但是在杜月笙当众的“将军”下，他不得不派“打虎队”把扬子公司包围，搜查结果，确如杜所揭发的那样。这因为孔令侃一向有恃无恐，总以为太岁头上谁也不敢动土，所以事先未作任何处理。 孔令侃也不示弱，立刻向他姨妈呼救。宋美龄当即乘专机赴沪，叫蒋经国把此案撤销。蒋经国说：“这怎么能服众呢？” “那好！”宋美龄气呼呼地说：“此案必须由你父亲亲自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 蒋经国只得允诺。宋美龄急电在北平的蒋介石，嘱其火速来上海。蒋介石的飞机一到上海机场，宋美龄一个人率先登机，如此这般地向蒋介石说了一通，然后由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蒋经国陪同来到本宅。 第二天一早，蒋经国又去见他父亲，半小时后出来，即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对挚友说：“我只有先在家尽孝，而后尽忠了。” 蒋经国就此辞职，一场打虎运动至此销声匿迹。蒋经国为此痛哭了一场，离开上海，回到南京去了。杜三少爷也被放了出来。孔宋二陈所有被封的仓库，都解禁了。街上贩卖银元的依然叮叮当当敲得满街响。囤积黄金的反而格外猖獗。 杜月笙感到得罪了皇亲国戚，便悄悄溜到香港避了一阵风头，当然事后心里也不无怨恨。今天他面见蒋介石，所以也一再解释，以释前嫌。 蒋介石一再动员杜月笙去台湾，但最后杜月笙还是决定去香港。他已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他这次和蒋介石在复兴岛的会见，是这两位相处二十多年的相识最后一次会面，也可以说是最后的诀别。 杜月笙事先早就包好了一艘荷兰轮船。几天之后，他把一家老小包括尚未正式结婚的著名京剧演员孟小冬以及秘书、随从等安置好，然后乘船离开上海，去香港定居作寓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