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底，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筹建，朱绍良认为长官非自己莫属，不料8月任命一发表，陈诚担任长官，更让朱绍良感到尴尬的是，副长官也没有他。六个副长官分别是林蔚、郭寄峤、罗卓英、郭忏、孙立人、汤恩伯，论资历，这六个人无一人高过朱绍良，可见此时蒋介石对朱绍良已经非常不信任。 朱绍良在几个月前被任命为福建省主席兼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然而还没等他把位置坐热，蒋介石就把败军之将，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任命为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 接着，蒋介石又把朱绍良的省主席乌纱给戴到汤恩伯头上，给他只留下一个绥靖公署主任的职位。如今，陈诚本为台湾省主席，偏偏又要加个东南军政长官的头衔。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朱绍良，他已经失势。 陈诚就任后，给朱绍良发起电报，让他务必负起福建尤其是福州的防务。接到陈诚的电报后，朱绍良尽管心中不满，但还是来到李延年兵团部。李延年正蜷着瘦弱的身躯，半躺在床上抽大烟，他漂亮的小姨太坐在旁边为他抹烟膏、挑烟泡。 李延年是黄埔一期生，当时与李仙州、李玉堂被誉为“黄埔三李”，曾颇得蒋介石赏识。在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徐州“剿总”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九绥靖区司令官、第6兵团司令官等。如今则担任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兼第6兵团司令官。 在淮海战役中，他的第6兵团只是担任机动驰援部队，但还是被解放军给消灭了两个师，还把他的起家队伍96军的一个主力团给打散了。 在渡江战役中，李延年兵团又被解放军消灭一个军，他几乎是屁滚尿流地带着残部从长江边逃到福建来的。尽管蒋介石给李延年番号、给他装备，使他迅速恢复了5个军的建制。但他清楚，刚组建起来的队伍要与乘胜追击而来的解放军相拼，只不过是以卵击石。但福州之战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除了台湾，已经无处可逃了。 就在李延年惶惶不可终日之时，朱绍良来找他了，见面后开门见山地说：“吉甫兄，刚才陈长官通知，要我下令叫刘汝明的两个师立即开到崇安和南平。可这老滑头实在太可恶了。光耍嘴皮子，就是不动弹，你说怎么办？” 李延年叹了口气，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刘汝明带的都是杂牌兵，他除了耍猾，再也没有什么本领。在徐蚌会战期间，老头子将他的第四绥靖区组成的第8兵分团划归我指挥，他还未与共军打照面就跑了，结果害得我的两个师被共军顺手牵羊吃掉了，我们别指望他了。” 朱绍良见李延年的小姨太走开后，凑近说：“我今天来，有要事同吉甫兄相商。据可靠情报，共军三野叶飞之10兵团已进至南平、福安一线。” 李延年说：“刘汝明不去占领，共军自然唾手可得。” 朱绍良一边踱着步，一边说：“我守卫福州的兵力全部加起来也不过5、6万。刘汝明的第8兵团靠不住，胡琏的第12兵团、李良荣的第22兵团又分散在侧后，而且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你我根本不知道。也就是说，福州之战，实际上成了我们在这里孤军作战。” 李延年说：“是啊，老头子虽然一再强调各部队要服从节制，协同作战，可实际上你能统一指挥他们吗？你我已是被老头子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绍良兄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朱绍良见时机已到，说：“福州如果失守，你我必无面子去见老头子，不如我们去香港当寓公。” 李延年连忙说：“具体怎么安排，请绍良兄定夺！” 接着，朱绍良向李延年一阵耳语，李延年频频点头。最后，朱绍良说：“请吉甫兄抓紧防卫部署，听候我的电话。” 第二天，李延年接到朱绍良的电话通知，知道朱绍良已将福建省库存的300万美钞，1000封金条全部提出。他十分高兴，亲自带着卫队去将这些贴有绝密文件封签的美钞和金条悄悄运到机场，并将空军1大队的一架运输机连员机组人员，秘密扣押起来。随即封锁了机场。然后以他和朱绍良的名义，给在台湾的蒋介石拍发了一封“誓与福州共存亡”的电报，将一切对外联络关闭，做出一副不成功便成仁的样子。 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接到朱绍良、李延年的电报，被朱、李死守福州的言辞感动得兴奋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就对蒋经国说：“经国，我们不乏绍良、吉甫这样的忠勇之将。你通知报馆和电台，叫他们好好宣传宣传福州官兵。同时，回复绍良和吉甫，以我的名义给予嘉勉。” 蒋经国却不以为然地说：“刚才陈长官打来电话，说与福州的联络中断了。” 蒋介石大惊失色：“什么，福州已联系不上了？” 解放军第10兵团是8月11日向福州发起攻击的。战役从福州外围防线入手。福州附近的国民党军一触即溃。不到一周，福州解放。朱绍良、李延年仓惶逃走，空欢喜一场的蒋介石暴跳如雷，下令调查朱绍良、李延年。 朱绍良是国民党元老，有许多人求情，最后不了了之。李延年则被判处十年徒刑，后经同僚疏通，一年后假释，但是却没了军籍和收入，在贫困交加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