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是一个比较大的“山头”，毛主席建议在授衔时控制其数量。最终，元帅和大将分别只有1人代表四方面军，57位上将有10人来自鄂豫皖苏区。是否还有人有资格位列上将？ 红四方面军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革命武装力量，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支部队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31年11月，当时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会师，合编成鄂豫皖红四军。经过数年浴血奋战，红四军逐渐发展壮大，先后改编为红四军团、红四方面军。 徐海东、陈赓、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先后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在他们的率领下，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皖、湘鄂西、川陕等革命根据地，战绩卓著。在三次反＂围剿＂、两次反＂进剿＂、鄂豫皖苏区反＂大举进攻＂等重要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四方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举行了战略性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力挺进大别山，改编为新四军；红二十五军由陕南转战陕北，改编为八路军。这两支队伍转战华中、华北敌后战场，出色完成了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打击日伪的任务。 在解放战争时期，原红四方面军将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转战中原、华东、中南、西南等战场。他们胜利完成了京汉、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等一系列战略决战，为夺取全国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红四方面军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解放战争后期，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佳以持续不断地补充到各野战军和兵团。毛主席早在1949年就指出：＂占全军总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是一支很好的革命骨干力量＂。 早在红军时期，毛主席就曾盛赞鄂豫皖根据地是＂红军的好摇篮＂。解放战争胜利后，原红四方面军将领陈赓曾自豪地说：＂中国有几千万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就占了几千个＂。这些话生动反映了这支光荣部队将帅辈出的特点。 1955年初，新中国开展了建国后的首次军衔授予工作。这次授衔旨在体现军队建设正规化，提高军队战斗力，同时也是对革命战争年代将士的一次历史总结和评价。当时的授衔工作由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毛主席亲自过问，彭德怀、罗荣桓等领导同志具体负责。 制定授衔方案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最高军衔的名额分配问题。作为最高军事头衔，元帅和大将必须要有卓越的历史贡献，并在全军中有广泛的威望。这就意味着元帅、大将的评选，不能简单照顾各方面军的派系平衡，而要着眼于全军乃至全党全国。 但在上将的评选中，资历、地位和贡献固然重要，但也需要兼顾各革命根据地、野战军的比例，以体现党对广大革命将士的关怀。对此，毛主席特别指出，作为一个比较大的＂山头＂，红四方面军虽然人才济济，但在最高级别将领的评选中，要注意控制其比例，不能太多。 授衔结果印证了毛主席的建议。在开国元帅中，朱德、刘伯承、贺龙等都是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而徐向前则是红四方面军中唯一晋升元帅的将领。在大将名单里，粟裕、谭政、萧劲光等许多著名将领都来自红一方面军系统，而徐海东则成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两位大将之一。 上将名单则更加丰富多样。在57位上将中，既有刘亚楼、许光达等红二方面军的杰出代表，也有贺炳炎、王树声等红三方面军的骁将，还有来自华北、东北等战场的吕正操、罗瑞卿等开国名将。而在授予上将军衔的10位红四方面军将领中，既有王宏坤、陈再道等老革命，也有陈锡联、谢富治等军事悍将。 当然，这份名单的最终确定，也经历了反复论证和多轮讨论。有一些德高望重的红四方面军将领，原本呼声很高，但最后却没能入选。以徐立清为例，他长期主管军队干部工作，在授衔酝酿阶段就明确提出，自己要以大局为重，主动把名额留给战功赫赫的将士。 除了已经授衔的这10位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上将，其实在这支部队中还有不少能与之比肩的战将名帅。要知道，1955年授衔时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师级以上职务。而这一点，恰恰有些＂偏爱＂了红一方面军。 因为编制规模的差异，师级职务在红一方面军中要比红四方面军多出不少。红四方面军虽然兵力众多，但红军时期的番号却相对较少，这就使得一些本已具备资历的将领，在这次授衔中被动了一些。但从能力和贡献看，红四方面军中应该还有不少人才，是完全可以位列上将的。 就拿王近山来说吧，这位老将在红军时期就担任过红31军93师师长，抗战时期是八路军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更是挂将印，统领过大兵团作战。论资历，他与洪学智等晋升上将者并无二致。只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所部指挥的第五次战役战果不佳，没能像洪学智在后勤工作上那样给彭德怀留下深刻印象，最终与上将失之交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