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陈诚出任东北行辕主任，他在美军顾问的陪同下到四平视察，美军顾问见到陈明仁用援助的粮食垒成工事，当即提出抗议。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翰东趁机告发陈明仁“纵兵抢粮”。 原来，刘翰东在四平被围时想逃跑，被陈明仁阻止，便怀恨在心。陈诚到东北后大肆更换军事主官，排斥异己，所以见有了陈明仁的把柄，随即向蒋介石告状，请求将陈明仁撤职查办。蒋介石很快下令，将陈明仁撤职但不查办，改任总统府中将参军。 撤职令如同晴天霹雳，要知道就在不久前，因四平之战，陈明仁才被蒋介石擢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官，还在沈阳举行数十万人的所谓“祝捷大会”。结果，陈明仁这个兵团司令官的委任状还没有捂热，居然遭到了撤职查办的下场。 陈明仁无法相信这就是自己为蒋介石出生入死卖命20余年得到的回报，不仅陈明仁想不通，就连国民党东北的将领们也议论纷纷，说“：陈明仁胸挂勋章，手拿撤职令，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1948年，国民党军在各大战场上节节败退。赋闲在南京的陈明仁心中十分难受，整日待在家里借酒消愁，为个人的命运而绝望。就在这时，在四平之战中被俘的陈明信（陈明仁的弟弟）被解放军释放，回到了南京。 看到弟弟完好无损地站在自己面前，陈明仁欣喜若狂赏。陈明信以亲身经历向陈明仁讲述了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力劝哥哥重新振奋起来。陈明仁兴致勃勃地听着，思想好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但转念一想，自己在东北和解放军血战多次，想到这里，陈明仁不由得长叹一声，神情忧郁地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悔不该当初错走一步，弄得现在连条退路也没有了，我是只能跟着蒋总统走到哪里算哪里了。” 陈明信忙说：“我在东北被俘后，遇见了醴陵老乡李立三，他说你虽然曾和解放军作过对，但以前也曾对抗日有过贡献。只要你能和蒋介石一刀两断，争取立功，对你的过去是会既往不咎的。他让我忠告你，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要认清形势，为天下的劳苦大众谋幸福。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你顺应时势，争取自己的出路。” 一番话说得陈明仁默然不语，但他的心中则像汹涌奔腾的潮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当时，国民党军在战场上损兵折将，急需扩充实力，起用能干的将领。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极力邀请陈明仁到武汉担任“剿总”副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蒋介石认为陈明仁好歹是黄埔一期生，是自己的学生，所以便同意了白崇禧的这个提议。 1948年11月，陈明仁来到武汉。为让白崇禧充分信任自己，陈明仁在表面上积极附和白崇禧，宣称要把武汉变成“第二个四平”，暗中则寻找时机参加和平运动，试图找到一条自救的出路。 时任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的程潜，和蒋介石、白崇禧素来不和，他不忍心让湖南民众作无谓的牺牲，开始与湖南地下党组织秘密接触，寻求和平出路。 地下党考虑到程潜一旦在湖南举行起义，其军事实力过于单薄，不足以对抗桂系白崇禧的军事压力，容易陷入被动。于是间接通过桂系将领、与地下党联系密切的刘斐，向白崇禧建议：调陈明仁率重兵入湘，以控制湖南局面。一直想往湖南发展实力的白崇禧果然中计，遂派陈明仁以编训为名率军入湘。 陈明仁一到长沙，立即前去拜见程潜。程潜试探着问：“子良（陈明仁字子良）啊，现在共军进展神速，老蒋兵败如山倒，眼看着战火就要延及湖南了，此次子良入湘有何打算？” 沉吟半晌，陈明仁说：“颂公（程潜字颂云），你我都是湖南人，当然不能眼瞅着桑梓父老陷入战火而不闻不问。现在的战局发展已不可逆转了，共军入湘是早晚的事。现在老头子下了台，李宗仁主政，口口声声喊着和平和谈，我看未必是真心。我们湖南再也不能跟着他们乱搞了，还是要早作自己的打算。颂公是湖南家长，德高望重，我陈明仁一介武夫，只要能造福湖南桑梓父老，但听颂公调遣。” 听了陈明仁这番肺腑之言，程潜心里十分高兴，把自己的打算全盘托出：“子良，我已考虑了很久，为今之计，为了让湖南父老不再受战乱流离之苦，唯有走和平解放湖南的道路。” 陈明仁当即表示：“只要能救湖南，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我是心甘情愿的。” 虽说陈明仁表示愿意跟程潜走和平道路，但内心仍顾虑重重。就在陈明仁对起义摇摆不定之际，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带来了湖南民主人士章士钊的信。 章士钊在信中提到了毛主席会见他时对湖南时局的看法，并引述了毛主席的话：陈明仁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他在武汉期间，释放了不少民主人士，是倾向和平的。至于之前陈明仁在四平和解放军对抗，那也是各为其主。陈明仁坐在蒋介石的船上，大家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是会重用他。 陈明仁内心十分激动，疑虑大大消除了，倾向和平的意愿也更坚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