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齐白石的弟子李苦禅得知地下党组织缺少经费购买药物后，决定为党组织筹款。他一口气画了100个扇面，最终筹得2000块银圆，全部捐献给了党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对侵略者的压迫，各界人士纷纷投身于抗战事业。地下党组织在全国各地积极开展反抗活动，尤其在北平等敌占区，他们的抗日斗争更加艰难。 为了确保活动顺利进行，地下党不仅需要武器和粮草，还亟需资金来购买药品和其他物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尤其是战争期间，资金的筹集成了党组织的一大难题。 就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一位画家挺身而出，他便是李苦禅。这位出身于画家世家的艺术家，曾师从国画大师齐白石，是齐白石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李苦禅的画风深受传统花鸟山水的影响，技法精湛，画作受到了许多人的推崇。在日常生活中，李苦禅不仅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深怀家国情怀的爱国者。他将自己的艺术才华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做出了不为人知的贡献。 1939年，李苦禅已经名声在外，然而他并未停下自己为国家尽力的步伐。那年冬天，李苦禅遇到了一位商人，这位商人请求李苦禅为其绘制100个扇面，用以馈赠亲友。 商人提出的价格相当高，且任务看似简单，李苦禅虽然心中有些犹豫，但很快就决定接受这一任务。与其单纯考虑个人利益，他更关心的是地下党组织的资金需求。这个决定也让李苦禅的艺术生涯迎来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时光。 商人要求的100个扇面对李苦禅来说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因为作为一位艺术家，李苦禅珍惜每一幅作品，往往一幅画的完成需要长时间的构思与细致的创作。眼前的局面让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想法。 当时，李苦禅深知地下党组织急需资金购买药品来维持抗日斗争，而这些药物对地下党员和参与抗战的民众至关重要。李苦禅通过了解，知道党组织在筹集资金方面面临巨大的困难。因此，他在接受商人请求的同时，决定将这笔钱捐献给地下党，用以支持抗日事业。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李苦禅做出了不同于往常的决定。他采用了“流水线”式的工作方法，将画作的创作分成多个步骤，分别画山水、花竹、鸟兽，快速地完成了这100个扇面。 这种方式虽然失去了传统艺术创作中的精细和独立性，但却高效地完成了任务，最终筹集到了2000块银圆。这2000银圆在当时相当于一笔不小的款项，而李苦禅则毫不犹豫地将这笔钱捐献给了党组织，用于购买急需的药物。 尽管这次创作对李苦禅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身体和精神挑战，画家并没有因为过度劳累而感到悔恨。相反，他感到一股强烈的满足感，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画作不仅仅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而是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做出了贡献。 他的这一行为，在当时的艺术界和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李苦禅的名字更加响亮，而他为抗日事业做出的贡献也被铭记。 李苦禅的贡献并未为他带来长久的荣耀与安稳。在抗战胜利后的新社会中，李苦禅并未如预期般获得应有的待遇。随着社会的变革与艺术界的风云变幻，传统国画逐渐不再是时代的主流。李苦禅虽有卓越的艺术造诣，但他所擅长的花鸟山水画在新社会的艺术框架下渐显边缘化。 解放后，李苦禅曾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担任国画系的专职教授，然而随着政治和文化形势的变化，他逐渐失去了在教育界的地位。 由于传统艺术形式的衰退，李苦禅的教学内容和艺术创作都受到了限制。最初，他的工资仅为80斤小米，后虽有所增加，但依然无法维持家庭的基本生计。直到后来，他被调至后勤部门，做着看门、卖票等杂活，收入微薄，生活困顿。 生活的困窘让李苦禅的心情愈加沉重。那时，他回想起当年为抗日所做的奉献，内心充满了失落和无奈。最终，他写信给毛主席，倾诉自己这些年来的困境。 信中，他不仅回忆起与毛主席在青年时期的交情，还表达了自己对新政府政策的失望和对个人命运的不满。信中，李苦禅写下了五页长信，毫无保留地倾诉了自己多年的积郁与痛苦。 毛主席接到李苦禅的信后，并没有冷漠对待，反而将信转交给了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并在了解情况后，亲自指示安排李苦禅得到关照。 随即，毛主席派遣秘书田家英亲自探望李苦禅，表示了对艺术家的关心，并询问他面临的具体困难。李苦禅感到既意外又激动，心中的所有委屈与困苦终于得到了倾诉与理解。 通过毛主席的关注与支持，李苦禅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他的工资上调到62元，尽管这一数额仍不算高，但比起之前的困境已是天壤之别。李苦禅心情大好，重新投入到国画的研究与创作当中。 他恢复了自己在艺术界的地位，并逐渐创作出一批更加成熟、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李苦禅最终成为了新中国的一代国画大师，他的艺术成就与爱国情怀依然深深影响着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