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9日，太原城内的国民党军长黄樵松收到了徐向前、高树勋劝他起义的亲笔信。黄樵松召来最信任的师长戴炳南，与其密商起义之事。戴炳南表示不反对起义，欺骗了黄樵松。黄樵松派出谍报队长与解放军取得联系，解放军亦派出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和侦察参谋翟许友为联络代表前往协商。 几经谈判，黄樵松决定，以部队换防为名，让他指挥的三十军先将部署在第一线的两个主力团调回东、北两城的附近，开辟走廊，届时引解放军入城，进而包围太原绥靖公署，实行兵谏，逼阎锡山下令投降，否则就全部歼灭之。与此同时，黄樵松还秘密布置其办事处处长赶制白布臂章1.2万件，准备起义使用。 11月3日晨，黄樵松用电话将戴炳南叫到军部自己的住宅内，嘱咐他回师部找各团长商议，遵命行动。戴炳南表面应诺着，心里却另有盘算。 3日夜，戴炳南回到剪子湾师部指挥所的住宅内，立即将此事告诉了二十七师副师长仵德厚。仵德厚听后神色俱动，异常惧怕。 戴炳南咬牙切齿地说：“我决定将此事报告阎锡山，如阎打算妥协，我就倒霉，如阎无此意，我只有对不起黄先生了。那样，部队还是我们的。” 仵德厚表示坚决赞同到阎锡山那里告密。随后，戴炳南让仵德厚将在附近驻防的八十一团团长欧耐农叫到他屋里，向其讲了黄樵松起义之事。 经过一番密谋后，戴炳南杀气腾腾地说：“咱们换帖兄弟一场，死也死在一起。看来我们要对不住黄先生了！我这就进城到绥署告密，你们在家好好指挥队伍。以后部队的调动，均听我的命令。”说罢，戴炳南便急忙上了汽车，直驶坐落在府东街西口路北的太原绥靖公署。 3日夜11时，戴炳南匆匆赶到太原绥靖公署，向阎锡山密告了黄樵松与解放军商定的起义计划。阎锡山听后吓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冷静一阵后，他急令参谋长赵世铃将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孙楚、太原守备总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王靖国叫到房内，气急败坏地说：“据戴师长告发，黄军长要叛变，你们快去布置警戒，想办法把黄军长马上扣起来。” 深夜，绥署大院内灯火通明，大门戒备森严，附近大街各路口都暗布有军、警、宪人员。戴炳南同王靖国、孙楚、赵世铃、梁化之等国民党山西军政要员和三十军参谋长仝伯诚、国民党驻三十军视察官赵威等聚集在孙楚房内，决定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为名，逮捕黄樵松。 当仝伯诚打电话通知黄樵松“参加会议”时，黄答复：“睡觉了，你就代表我吧！”仝忙说：“军长，这是重要的紧急军事会议，你必须亲自到绥署去开会。” 此时，阎锡山早已秘密安排了绥署高级参谋张文绍带领一伙人在绥署大堂前等候。黄樵松带着卫士贾相臣下车时，张文绍赶上前去请黄到总务处稍候。 黄樵松进去后，事先布置好的侍卫队员便缴了贾相臣的枪，扣于侍卫队部。张文绍对黄樵松说：“对不起，我奉命要检查军长一下。”结果从黄身上搜出了高树勋给黄的信件。黄被强行戴上手铐脚镣，扣押于侍卫队队部。 黄樵松知事已败露，慨然说道：“好汉做事好汉当，事已至此，听凭军法处理。” 当晚，阎锡山即派部队包围了三十军军部，逮捕了黄樵松的副官和卫士。黄樵松被捕后，戴炳南急忙从绥署打电话给仵德厚，要求其通知各团长控制部队。 清晨，当黄樵松派赴解放军联络的王正中带领晋夫、翟许友等人按约定时间返回太原，路经东城二十七师七十九团第一线防地时，戴炳南即令将其扣押，送往绥署。黄樵松的副官和卫士扣押后被送往西安。 11月4、5两日，阎锡山急于报功，两次电告蒋介石黄樵松的起义计划，并于11月6日令宪兵司令樊明渊派人押送黄樵松、晋夫等人经北平换机到南京。南京国防部特别法庭对黄樵松、晋夫等人进行了审讯。晋夫虽受尽酷刑，但只字未吐。黄樵松在晋夫的感染下，也意志坚决，他们于11月下旬在南京从容就义。 为防止三十军部队因黄樵松被捕而产生反抗情绪，阎锡山发给三十军一面“常胜军”锦旗，并于5日颁发了“阎主任告三十军全体将士”书，借以稳定军心。 戴炳南因叛卖有“功”，被擢升为三十军军长，并赏给2万元。戴炳南欣然接受，阎锡山则视戴炳南为大恩人，在1949年过年时，特令亲信梁化之给戴炳南送去10万金元券“特费”和胡宗南、鲁崇义、孙连仲等蒋军高级将领的“嘉勉”。阎锡山飞南京之前，还令梁化之替他勉励一番戴炳南。 由于戴炳南的叛卖，不但使起义遭到破坏，也使黄樵松军长、晋夫及许多人遭到残杀和关押，而且使太原解放的时间推迟，战火延长，人民遭受了更多的苦难。 三十军广大官兵得知戴炳南告密、黄军长被害的消息后，气愤地编了顺口溜：“一顿四个菜，不愿跟老戴，吃馍配大葱，情愿跟着黄樵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