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军统少将文强正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饭店里，突然门卫告诉他有个女人来找他。文强很吃惊，因为当时上海已经被日军占领，只有租界暂时安全，文强此行是秘密前来，怎么会泄露消息呢？ 文强想了想，还是让门卫将那个女人领来。女人来了后，文强笑了，原来这个女的叫葛世明，一年多前，文强受戴笠命令收拢上海败退下来的国民党残军时，他手下的刘参谋和这个叫葛世明的女大学生相识，刘参谋央求文强帮忙，于是文强给葛世明给了路费及介绍工作的信件，让她去上海。 葛世明进来了后，文强问： “我到上海来，怎么知道？ ” 葛世明说：“你们的电报打到我们那个地方，我们译出来，知道你们的行踪，这样就遇到一道了。 ”原来，葛世明拿着文强写的信去后方，被军统的人安排了一个收发无线电报的工作。 文强说：“很有缘啦。 很巧。刘参谋也来了， 他也还没有结婚。你们两个人准备订婚。 订婚酒呢，我来安排，不要你们花钱。你们双方送的礼物也归我买，你们只订婚就对了。 ” 接着，文强想了想： “我代刘参谋给你买个大戒指，代你给刘参谋买个手表。 ” 文强把一切都办好的时候，就问刘参谋，不料刘参谋大惊失色，说： “这个事情不行啦。 ” 文强很诧异，问道：“怎么不行啦，你也没有结婚啊，这不刚好吗？ ” 刘参谋说：“不是不是， 不是的，我在江阴作战时，被日本人打了两枪，几乎死了。 后来是一个护士救了我， 给我医好了伤，那个护士对我很好。 我就和她订了婚。 ” 文强认为刘参谋这事做得不对，但是又一想，也情有可原，就说：“哦，这样啊，葛世明那边，我替你买的礼物还是送给她， ”就这样，文强买的那个戒指就作为刘参谋的礼物送给葛世明。 1941年初，文强被戴笠第二次派到上海，负责军统局在上海的肃奸和策反，当文强来到处办事时，办事处的孙副官拿了张照片给文强看： “这个人你认识吗？ ” 文强说：“认识啊，这不是葛世明嘛。 ” 孙副官说： “她离开上海了。 ” 文强问： “那怎么走的呢？ ” 孙副官说：“先乘英国轮船到香港，然后再绕道去后方。 ” 后来，文强了解到，葛世明离开后，辗转到了文强的老家湖南，跟文强的妻子周敦琬见了面，周敦琬病死后，葛世明又在周敦琬的大姐那里住了一阵子。 后来文强调回重庆，去看周敦琬的大姐，他这个姨姐说： “葛世明一直在照顾周敦琬，我的妹妹去世的时候留个了遗嘱，说你的儿子由葛世明带着，遗嘱要你跟葛世明结婚。 ” 文强问： “你晓得不晓得，葛世明在什么地方？ ” 姨姐说： “只晓得她后来去了贵阳，具体地方我不知道。 ” 接着，文强到处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葛世明在贵阳住的地方。这时，戴笠又把文强调到洛阳，成立军统局华北办事处。走之前，文强就寄了1500块钱给葛世明，并把周敦琬的遗嘱也寄给她了。 文强在信中说： “周敦琬希望你带好我的小孩， 要我跟你结婚。 我现在暂寄1500块钱给你，你到西北来，做路费够了， 另外再寄1500块钱给你，一共3000块钱。你如果愿意的话，就到洛阳来，我在重庆有一部汽车，你就坐那部汽车，绕道西安，再到洛阳。 ” 当葛世明到洛阳时，文强又被派太行山到孙殿英的部队里面当高参去了。日军扫荡太行山，孙殿英投敌，当时洛阳方面有文强的三个消息： 一个是以为文强被打死了；第二个消息是日本人把文强抓起来了；第三个消息是文强失踪了。 葛世明在洛阳痛哭失声，她说： “文强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吧。 ” 不到一个月之后，文强从太行山突围出来，到了河南的新乡，河南新乡的工作人员就打电话到郑州，说文强已经在新乡了，现在正在准备过黄河。 文强渡过黄河的那一天，先给蒋鼎文的长官部打了个电话，蒋鼎文亲自接的电话，在电话中说：“哎呀，你回来啦，我们得到的三个消息都不好啊。没有想到你居然脱险了，我在洛阳欢迎你。 ” 文强到洛阳不久，就跟葛世明结婚了，葛世明成为文强的第二任妻子。文强和葛世明婚后六年，生了三个儿子。 1948年秋，文强被调到徐州，给杜聿明当了中将副参谋长，他预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在淮海战役打响后，给葛世明寄了一笔钱，让她去台湾。葛世明听了文强的话，卖了房产，带着家人去了台湾。 葛世明在台湾不久，从收音机的广播中听到了文强被解放军俘虏的消息，她就又带着三个儿子离开台湾，来到了上海。尽管文强被俘，作为战犯接受改造，但葛世明却受到了人民政府的优待，安排她在上海的一所学校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