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5日，李玉堂被枪杀于台北碧潭刑场。方先觉等第十军旧人，得知老军长如此下场，既震惊又悲痛。 抗战中，薛岳第九战区的诸多部队中，第十军是知名度最高的部队之一，该军组建于1939年，李玉堂为首任军长。 第十军作战顽强，尤其擅长防御，有“泰山军”之称。历次长沙会战中，以第三次长沙会战杀敌最多，堪称大捷，第十军是这场会战的绝对主角。 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军一度占领长沙，后在陈诚、薛岳两个战区的反攻中被迫撤离。战后，无论是重庆军委会还是薛岳，都对外宣称取得了胜利。 但蒋介石其实对这一仗是非常不满，除了长沙被日军短暂占领外，部队的损失也是非常严重的，主力部队中，李玉堂的第十军和王耀武的七十四军，都遭到了重大伤亡，王耀武身边的卫队全部战死，他躲在草丛中躲过一劫，王耀武后来回忆，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李玉堂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也陷入重围差点出不去。 在军事检讨会上，薛岳将李玉堂、第十军预十师师长方先觉、七十四军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等人推出，承担责任。最后，廖龄奇被老蒋下令枪决，由副师长张灵甫接任师长，74军也因此有了“廖龄奇若不死，张灵甫难出头”的说法。 老蒋本也准备严惩李玉堂、方先觉，但在了解战况，从军事地图上得知第十军当时面对的是日军一个半师团后，认为被击溃倒也不算丢人，便说了句：“这也难怪啊。” 相比廖龄奇，李玉堂、方先觉的处理就轻的多，一个撤职留任，一个记处分。二次长沙会战过去没多久，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为策应太平洋战场，再次集结重兵进犯，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 薛岳要调第十军防守长沙，但心中有气的李玉堂不配合，薛岳无计可施只得告知老蒋，老蒋亲自给李玉堂打去电话，简单说了几句，叮嘱让第十军务必守住长沙后，就挂了电话。 李玉堂接完电话后，召集第十军主要军官开会，部署防御。1942年1月1日，日军大举进攻长沙。此战，第十军官兵浴血拼杀，给日军造成重大杀伤，战至1月4日，薛岳调集的各路反攻部队到达预定位置，将攻城的日军反包围。 1月5日，日军总溃退。薛岳和李玉堂向来有矛盾，但这次却显得很仗义，考虑到第十军守城伤亡很大，所以让李玉堂不必执行追击任务，转入休整。 李玉堂对几个师长说：“薛长官这次还不错，不让我们第十军追击，留了些种子。” 战后，重庆军委会派高参来视察战场，发现打死的日军满坑满谷，一个高参感慨的说：“自抗战以来，这是我在战场中，第一次见打死这么多鬼子。” 长沙保卫战让第十军名声大振，李玉堂升任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杨森），预10师在此战中，伤亡最大战果最多，师长方先觉升任军长。 1944年6月下旬，十余万日军合围衡阳，方先觉率第十军一万七千余人，拼死抵抗，坚守47天。 衡阳被围后，老蒋先后调集二十多万援军，但均未奏效，衡阳城最终于8月8日沦陷，方先觉和四个师长，率残部向日军投降。 第十军投降后，“泰山军”就不复存在了，尽管后来重建了该军，但除了番号相同外，再无昔日的精气神和战斗力了。 方先觉逃回重庆后，老蒋表面安抚，但此后再未重用。有学者对方先觉的评价很到位，称：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坚守47日，杀伤日军甚多，是抗战后期最为著名的一次守城战。可他最后却率部投降，集英雄与降将于一身，令无数人喟叹不已。 1945年初，杨森调任贵州任省主席，李玉堂接任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进行整编，原集团军改编为整编军或绥靖区。李玉堂改任第十绥靖区司令官，该绥靖区所辖部队以杂牌为主，战斗力不强，这些部队和李玉堂也无多少渊源。 1948年7月，在我军发起的充州战役中，李玉堂的第十绥靖区部队大部损失，整编十二师师长霍守义被俘，李玉堂换成普通士兵衣服逃走。老蒋对李玉堂的表现很不满意，下令对他永不续用。 1949年冬，薛岳被委任为海南防卫总司令，无人可用的他，想起了老部下李玉堂还在赋闲，便邀请他到海南，推荐当了32军军长。 李玉堂到海南后，他的妻子陈伯兰和内兄陈石清（地下党员）随后也来了。陈伯兰、陈石清此来，肩负着劝说李玉堂率部起义的任务。李玉堂同意起义，但表示需要时间，因为32军军长他才当上，对该军的掌握度很低，仓促之间起义，是不会成功的。 海南解放时，李玉堂尚未完成起义的准备，他只能随着薛岳等人逃往台湾。到台湾后不久，李玉堂部的一个叫李刚（化名魏天民)的地下党身份暴露，李刚被捕后在酷刑之下，招认了李玉堂筹划起义的事情。 老蒋下令将涉及的李玉堂等人抓捕审讯，在1951年2月，下令把李玉堂夫妇等四人枪杀。李玉堂被杀之前，并无惧色，只是心中充满悲愤，他在遗书中写道：“我死后望有公论，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 在国民党将领的“山东三李”（指李玉堂、李仙洲、李延年这三个山东籍的黄埔一期生）中，李玉堂在抗战中的战功最大，结局却最为悲惨。（图片：李玉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