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董道宁，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板垣征四郎等人酝酿了一个惊天大阴谋，若此阴谋成功，中华民族危矣。
作为亲日派，汪精卫在全国抗战开始后，便非常消极的说“我们是弱民之国，我们所谓的抵抗无其他内容，其内容只只是牺牲。”
这些话，全都是汪精卫的粉饰之词。汪精卫这样卑躬屈膝的大汉奸，卖国贼。竟将泱泱五千年的中华民族之尊，而屈膝于小人之下。
汪精卫故意宣称，要避免因抗战而遭悲惨灭亡，只有对日和平，以此拉拢民心。
所以很快以汪精卫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以周佛海等国民党高级官员参加的低调俱乐部，宣传的都是“抗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可笑思想，酝酿所谓的“对日和平运动”。
堪称可笑至极。
周佛海便是对日“和平运动”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在周佛海的示意下，在1938年时，高宗武派属下董道宁到达上海，会见日方有关人员，并意图推进陶德曼的“调停”工作。
董道宁从东京上海秘密往返，后又在周佛海示意下，跟高宗武一道前往香港，跟日方代表会谈。
在会谈形成初步的雏形后，高宗武显然是眉飞色舞，他于同年7月返回东京，并会见了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对此事进行了汇报，并酝酿了第二次会谈。
第二次会谈的主要内容就是汪精卫和周佛海的对日和平运动。
随着董道宁高宗武等人的中间运作。商谈已经逐步有了章程，所以在同年8月到9月份左右，高宗武就派梅思平等人继续处理此事。
梅思平到香港跟日方会谈，会谈内容是，只要汪精卫方面承认伪满，同意日本的驻军，取消抗日政策，日本便能给予他们和平，这便是所谓的对日和平运动。
此内容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是间接的为虎作伥，当卖国贼，亡国奴。
但很显然，对于这样的条件，周佛海跟汪精卫是认同的，在二人的授权之下，高宗武梅思平等到上海与日本代表举行谈判，商谈对日和平运动的详细事项。
在11月中旬，梅思平和日本代表影佐祯昭在上海会谈，议题便是第二次近卫声明以及日方所提出的原则。
在20日，所谓的《日华协议记录》被签署。汪精卫集团也表示共建东亚新秩序，同意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承认伪满，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的自由等等。
日本方面对汪精卫的识时务也是非常的满意。所以便同意了汪精卫提出的成立伪政府的行动计划。
最后经双方商定，其协议内容由日本作为作为第三近卫声明发表，然后由汪精卫声明响应，并开始行动。
在12月22日，日本按照预先的步骤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汪精卫也果然予以响应。
他非常无耻之极的宣告说“只要依照此声明，就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保卫北方各省，还可收复沦陷区，让主权以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得以保持。”称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和平之谈判。
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汪精卫汉奸集团的行动是一次赤裸裸的投敌叛国之举。就算再怎么粉饰，包装，依然是为虎作伥，是卖国贼，是亡国奴，人人得而诛之。
为了反抗汪精卫所谓的和平谈判，根据地居民纷纷举行集会，国内的团体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声讨汪精卫的叛国罪行。
在12月26日，蒋介石也在纪念周上发表训话，驳斥第三次近卫声明。清晰的指出“这是敌人整个吞灭中国，独霸中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表示要为中国的独立而战，要为恢复九国公约的尊严而战。
蒋介石抗战的决心是难得的，但此训话，也表明蒋介石似乎想继续依靠英美等进行抗战，依然寄希望于国联。
没过多久，蒋介石就表示汪精卫叛逃至河内纯粹是私人养病行为，只是个人行动没有政治意味。
可是全国的舆论扶摇直上，百姓对汪精卫等人的叛国行动恨的牙痒痒。
碍于民意，在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宣布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他的一切职务。
在1939年的6月，国民政府对汪精卫下达了通缉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