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上海一女子私吞92万公款，逃亡泰国时还怀有身孕，嫁给泰国一残疾男子，警方苦苦追捕了15年，当找到她的时候，眼前的状况，却让办案的民警彻底不知道如何是好。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外逃官员的追逃追赃工作。根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报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裸官”在内的外逃贪官共有约1.8万人。外逃官员的数量令人震惊，而他们之所以选择逃往国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旦离境，追捕工作将变得更加复杂。这不仅是中国内部的事情，还会涉及到其他国家的司法主权。比如，中国警察无法直接进入他国抓捕外逃人员，因为这会侵犯他国司法主权。 不过，尽管有这些限制，中国仍然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追逃目标。红色通缉令是国际警务合作中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它可以广泛用于跨国追逃。近年来，中国通过“天网行动”等专项工作，从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了大量外逃人员和非法资金。从2014年至2020年6月，中国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7831人，其中包括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075人，“红通人员”348人，“百名红通人员”60人，同时追回赃款196.54亿元。这些成果有效遏制了外逃问题。 外逃生活并非想象中那样轻松，许多外逃人员面临颠沛流离、病痛折磨，以及家破人散的局面。河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党委书记黄玉荣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她外逃13年后，在“天网行动”启动的8个月内主动回国投案，成为首位从美国归案的红通人员。日复一日的恐惧与奔波，让她的生活陷入绝境。最终，在家人劝说和内心挣扎后，她选择回国自首。2000年，上海一名女子因私吞92万元公款外逃泰国。逃亡时她已怀有身孕，并嫁给了一名泰国残疾男子。 2015年初的一天，泰国曼谷郊区一处简陋的停尸房内，几名上海警方的民警神情凝重地站在一具女尸前。这个案子他们追查了整整十五年，没想到最终会是这样的结局。停尸房的灯光惨白，照在女尸苍白的面容上，依然能辨认出这就是他们一直在追查的顾震芳。 确认死者身份并不容易。由于触电身亡时间已过多日，加上泰国当地的高温潮湿，尸体保存状况并不理想。但通过法医鉴定和多方比对，包括指纹、体貌特征等，最终确认了这就是2000年从上海海事局卷款潜逃的顾震芳。 那一年，上海海事局突然发现账目出现重大异常。经过清查，发现高达92万元的资金不翼而飞。而负责这笔资金的会计顾震芳，也在同一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的办案民警回忆，他们接到报案后立即展开调查，但顾震芳似乎早有准备，在失踪前就已经做好了周密的安排。 警方首先是在国内进行地毯式搜索，查遍了顾震芳可能去过的所有地方，走访了她的亲戚朋友，却都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直到几个月后，才通过边检记录发现她已经离境前往泰国。然而，当时的中泰警务合作机制还不够完善，加上顾震芳在泰国使用假身份，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 十五年间，专案组辗转多个城市，追查了无数条可能的线索。有时会得到一些模糊的消息：有人说在某个市场看到过一个很像的华人女子，有人说在某个餐馆遇到过会说上海话的服务员。但每次追查，不是线索中断，就是找错了人。 协查通报中，红色通缉令是最高级别的通报，其特别之处在于可以对被通缉人员实施拘捕并引渡回国。然而，红色通缉令的效力并非绝对，具体执行取决于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意愿，而“引渡”则是关键所在。引渡是一国根据请求将犯罪嫌疑人或已判刑人员移交给请求国的司法程序。尽管这一机制为追捕跨国逃犯提供了可能，但在国际法中，各国并无强制引渡的义务，往往需要相关的双边或多边引渡条约作为法律依据。 中国近年来大力推动引渡条约的签订，自1993年与泰国签订首个双边引渡条约以来，截至2015年已与41个国家签约，包括法国、西班牙等。然而，美国并不在其中。美国历来被视为外逃贪官的首选目的地，主要因为中美之间尚未签订引渡协议，美国政府对遣返中国逃犯持谨慎态度。 2015年，中国的“猎狐行动”期间，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分析认为，美国之所以吸引中国贪官，不仅在于没有引渡协议，还因为其对贪官资金的巨大容纳能力。美国媒体如《福布斯》曾批评这种行为损害中美两国利益，建议美国协助中方反腐而非阻挠。 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引渡、移民法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等方式展开追逃追赃行动。泰国近年来成为外逃人员的常见藏匿地，这里既是犯罪分子的“避风港”，也是国际追逃的重点地区。2023年，一名中国籍男子徐伟在泰国芭堤雅被捕，他涉嫌为柬埔寨电信诈骗集团洗钱，涉案金额高达25亿泰铢。警方突击其住所时缴获了多部手机和信用卡，用于追踪其洗钱网络。 此外，同样在泰国被捕的韩国籍男子金俊博则因涉嫌毒品走私被首尔警方通缉，最终在泰国落网。这些案例显示，泰国不仅成为犯罪分子的首选藏身地，也促使当地滋生一些以“清除案底”为名的非法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