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周总理乘车前往国宾馆，在车辆驶过一个路口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一辆失控的大卡车，逆行着就朝周总理的车就冲了过来。
周总理素来以严于律己著称，从不搞特殊化，即使是去钓鱼台国宾馆迎接越南贵宾这样的重要场合，他也不愿兴师动众，更不希望警车开道扰民。
他选择了最短的路线，府右街-西四-阜成门，这条路虽然快捷，但路况复杂，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交通秩序远不如今天这样井然有序，偏偏当天还下着小雨，路面湿滑，行人车辆都小心翼翼，更增加了行车难度。
周总理的座驾，一辆吉斯3ИC—115，平稳地行驶在雨中，司机杨金明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避让着行人和自行车，努力不让车轮溅起的泥水弄脏路人，警卫人员也时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着周围的情况，然而，危险还是在不经意间降临了。
当车辆行驶至展览路南口时，一辆卡车突然从北京市电车一厂的大门里钻了出来，这辆卡车本应右拐向东行驶，却突然逆行，然后又横在了马路中央，完全挡住了周总理座驾的去路。
说时迟，那时快，司机杨金明眼疾手快，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操作，鸣笛、点刹、换挡、向右避让，然而，右侧是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如果被卡车挤过去，后果不堪设想。
杨金明当机立断，再次改变方向，向左猛打方向盘，来了个180度大调头，堪堪避开了迎面而来的卡车，与此同时，警卫人员也迅速做出了反应。
坐在前排的张树迎立刻转身试图保护总理，但由于座位之间隔着一排，够不着总理，另一位警卫人员则用身体和手臂紧紧护住总理，并用另一只手支撑着座椅靠背，防止总理在急转弯时摔倒。
这惊险的一幕，对车内的人来说，与其说是“惊险”，不如说是“有险无惊”，因为大家在那一刻都保持了高度的冷静和专业素养，没有慌乱，没有尖叫，只有迅速的反应和默契的配合。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辆差点酿成大祸的卡车，在险些撞上总理的座驾后，竟然像没事人一样，在路中间又转了个大弯，然后径直开回了电车一厂的大门。
到达钓鱼台后，警卫人员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北京市公安局和警卫局，周总理得知情况后，非常生气，指示彻查此事，要弄清楚司机为何违反交通规则。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原来，肇事司机并非电车厂的正式司机，而是一名维修工张兴辰，他私自将卡车开出厂外，想练练手，却对路况和交通规则全然不知，这才酿成了这起事故。
周总理在了解情况后，指示要严肃处理此事，但同时也要以人为本，他要求电车厂以此为戒，加强对职工的交通安全教育和制度管理，并特别强调，对张兴辰的处分要适当，不要因为撞了他的车而加重处罚。
这次车险，让周总理对交通安全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北京的交通管理应该成为世界各国首都的典范，他曾多次就此提出建议，例如在马路中间划分界线，改进交通民警的制服，以及取消女交通民警的建制等等。
在与邓颖超谈及此事时，周总理称这是他“第三次遇险”，前两次分别是1925年在广州因口令变更，司机和护兵被误杀，以及1937年在陕北崂山遭遇土匪伏击，多名警卫人员牺牲。
这三次遇险，每次都与交通工具有关，每次都命悬一线，然而，周总理在面对危险时，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和过人的胆识。
几天后，警卫人员向周总理汇报了电车厂对张兴辰的处理结果，给予警告处分，并加强了厂里的制度管理。
多年后，当警卫人员再次回访电车一厂时，得知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消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兴辰因违反操作规程，不幸触电身亡。
这个结局，或许会让周总理感到惋惜和痛心，他一直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也希望每个人都能重视安全，珍惜生命。
从不搞特殊化，坚持走最短路线，不扰民，在危急时刻，冷静应对，沉着指挥，对肇事者，严肃处理，但也不失人情味；对交通安全，高度重视，积极提出改进建议……
这些点滴细节，展现了周总理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崇高品质，也体现了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