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张学良让王家烈乘坐他的专机在贵阳上空兜兜风，登机后，飞机却直飞武汉，王家烈大呼上当。
王家烈的发迹，离不开黔军大佬周西成，在周西成时代，王家烈凭借自身能力和对周的忠诚，逐渐在黔军中崭露头角，周西成在1929年与李燊、龙云的联军作战中不幸阵亡，这成为了黔地权力格局的转折点。
周西成的妹夫毛光翔继任军长和省主席，这让王家烈心生不满，两人之间的矛盾也为日后王家烈的上位埋下了伏笔。
对南京政府阳奉阴违的毛光翔，显然不是蒋介石的理想人选，老蒋的目光，落在了雄心勃勃的王家烈身上，蒋介石深谙分化瓦解之道，他开始大力扶持王家烈，为他提供军饷和德制武器，将其打造成对抗毛光翔的利器。
有了老蒋的撑腰，王家烈的实力迅速膨胀，羽翼渐丰，1932年，王家烈率领装备精良的部队杀回贵州，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击溃了毛光翔的抵抗。
毛光翔在家人和手下的一再劝告下，最终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弃了领导职位，黯淡离场，王家烈终于得偿所愿，成了贵州的掌权者。
王家烈表面光鲜，实则身处险境，贵州军队里派系众多，关系错综复杂，王家烈很难完全把持局面，内部的斗争此起彼伏，让他疲于应付。
而外部，蒋介石的图谋也逐渐显露，老蒋的最终目标是将贵州纳入中央政府的掌控，王家烈只是他计划中的一枚棋子。
王家烈在外界压力和内部问题交织的情况下，决定向蒋介石示好，想借此稳固自己的位置，但他的让步，结果却是老蒋对他越来越施加压力。
蒋介石的“图黔倒王”计划，环环相扣，稳扎稳打，1935年1月，中央军悍将薛岳率部进驻贵阳，名义上是协助王家烈维持秩序，实际上是控制了贵州的军政大权。
老蒋要求王家烈把省主席的位子让出来，只让他当个军长，王家烈心里还存有幻想，总觉得只要自己手里有军队，就能稳稳当当。
李宗仁和白崇禧这对桂系的老大，眼看着王司令的日子不好过，就派人传信给他，让他把部队拉到黔桂交界那片，跟我们桂军会合，一起顶住老蒋的压榨。
王家烈对桂系提出的建议没同意，他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没有反抗的意识，结果错过了保护自己的机会，失去了省主席的职位后，王家烈的处境更加艰难，新任省主席吴忠信以财政困难为由，克扣黔军的军饷，每月只发放区区十万元。
对于这么多人的一支部队来说，这点帮助简直太小了，士兵们怨声载道，军心涣散，与此同时，老蒋派人收买了王家烈的心腹将领，进一步瓦解黔军的内部团结。
一些被买通的军官鼓动士兵闹事，要求涨军饷，矛头直指王家烈，王家烈在视察过程中，竟被士兵直接羞辱了，面对如此境地，他心灰意冷，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
王家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最后决定自己辞职，把军权交出去，蒋介石愉快地收下了王家烈的辞职，给他安排了个有名无实的职位，就是军事参议院的中将参议。
虽然失去了军权，但王家烈在贵州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老蒋怕夜深梦长出问题，所以急着把人赶紧弄出贵州，这时，张学良来到了贵阳，老蒋抓住这个机会，授意张学良将王家烈带离贵州。
张学良以“坐飞机兜风”为名，将王家烈骗上了自己的专机，飞机起飞后，并没有在贵阳上空盘旋，而是径直飞往武汉，王家烈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但他已经无力回天。
王家烈最终离黔而去，也就此画上了他军旅生涯的句号，随后，黔军被分拆改编，逐渐纳入中央军的体系，贵州也彻底落入了蒋介石的掌控之中。
毛光翔虽然名义上接受了南京政府的任命，但他与桂系和粤系的关系更加密切，蒋介石觉得毛光翔挺难搞定的，所以最后他决定支持王家烈。
周西成在对抗李燊和龙云的军队时不幸牺牲，随后李燊暂时控制了贵阳，然而，由于龙云的撤军，李燊失去了后盾，最终被毛光翔击败，仓皇逃离贵州。
王家烈的悲剧，既是外部环境的压力，也是自身性格缺陷的体现，他优柔寡断，缺乏远见，错失了与桂系合作的机会，他过于乐观，低估了蒋介石的野心，以为交出省主席职位就能保住军权。
这人太容易相信别人，结果掉进了张学良设的陷阱里，他的“猴狗论”也暴露了他安于现状、缺乏反抗精神的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