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一边嫌弃张幼仪,一边依然享受与她的夫妻生活。没想到,当张幼仪怀上了二胎,告诉徐志摩这个消息时,他冰冷地丢下一句话,让张幼仪差点自杀。
作为浙江海宁富商之子,徐志摩自幼接受优渥的教育,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向往灵魂契合的爱情。
而张幼仪,作为江苏宝山一个显赫家族的千金小姐,则秉承传统女性的贤淑与顺从。两人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下被家族安排成婚,为这段婚姻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从一开始,徐志摩就对这桩包办婚姻充满不满。他第一次见到张幼仪时,便直言不讳地嫌弃她是“乡下土包子”。婚后,他对张幼仪的态度始终冷漠,几乎不与她沟通,甚至与仆人交谈时都不曾正眼看她。
然而,夜晚的夫妻生活却依然继续。张幼仪满怀期待地希望丈夫能改变态度,用尽心力经营这段婚姻,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1918年,张幼仪生下了长子阿欢。然而,这并未让徐志摩对婚姻产生归属感,反而进一步让他感到束缚。张幼仪的传统与内敛让徐志摩无法接受,他既嫌弃她,又因家庭和礼教的束缚无法完全摆脱责任,表现出嫌弃却维持夫妻生活的矛盾行为。
1919年,为了追求“自由与理想”,徐志摩以留学为名,远赴美国和英国。在剑桥大学,他遇见了16岁的林徽因,这位才貌双全的女性完全契合了他对浪漫爱情的向往。
在与林徽因热恋期间,他对张幼仪更加冷漠。然而,当张幼仪的哥哥们得知徐志摩与林徽因的关系后,他们强烈施压,要求徐志摩接张幼仪到英国团聚。
1920年底,张幼仪历经数月海上颠簸抵达英国。她满怀希望地见到丈夫,却迎来了徐志摩冷漠的态度。他嫌弃她的中式服饰和不懂英文的举止。
尽管如此,两人仍有夫妻之实。不久后,张幼仪再次怀孕,她鼓起勇气告诉徐志摩,希望孩子能缓解两人的关系。
然而,徐志摩的回应却如寒冬一般冰冷:“这个孩子我是绝对不会要的。”张幼仪试图挽回:“孩子是无辜的,你再讨厌我也不该这样。”
但徐志摩却冷冷地以“坐火车都会出事”为比喻,要求她堕胎。几天后,他不辞而别,将怀孕的张幼仪留在异国他乡。
1921年,张幼仪在柏林生下了二儿子彼得。生产时,她孤身一人,无依无靠,经历了极大的痛苦。
徐志摩得知张幼仪生下孩子后,第一时间赶到柏林,却不是为了看望母子,而是拿出事先拟好的离婚协议,逼迫张幼仪签字。失望至极的张幼仪,默默签下了名字。
离婚后的徐志摩如释重负,继续追逐他的爱情理想。他与林徽因虽未能修成正果,但不久后与好友妻子陆小曼相恋并结婚。
然而,他的爱情与现实始终难以平衡。陆小曼奢侈的生活习惯让徐志摩负债累累,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接各种工作,甚至担任房产中介。
与此同时,张幼仪留在德国继续学业,并以自己的努力实现经济独立。彼得却因体弱多病,在1925年不幸夭折。徐志摩为彼得写下了情真意切的散文《我的彼得》,但张幼仪却评价冷淡:“他并不知道彼得在人世时遭受了多少痛苦。”
1926年,张幼仪回国后迅速成长为一位独立女性。她先在东吴大学任教,后进入商界,成为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还创办了云裳服装公司。
这家服装公司在她的带领下成功扭亏为盈,张幼仪也成为民国时期女性独立的代表人物。
张幼仪不仅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她还继续照顾徐志摩的父母。即便与徐志摩离婚多年,她依然对这个家庭展现出极大的宽容与责任感。而徐志摩则深陷经济窘境,常常向张幼仪求助,无论是制作衣物还是经济上的援助。
徐志摩晚年的生活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越发突出。他对孩子阿欢的疏离与对家庭责任的缺失令他内心倍感落寞。
在频繁探望张幼仪与孩子时,他试图修复与家人的关系。然而,张幼仪始终保持克制,与徐志摩保持着礼貌却疏远的关系。
1931年11月,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令人唏嘘的是,他的身后事最终由张幼仪负责料理。
张幼仪带着孩子与徐志摩的父母一起为他安葬,而陆小曼却并未积极参与后事安排。此后,张幼仪继续专注于事业与家庭,成为一个坚韧且成功的现代女性典范。
张幼仪的经历,展现了那个时代女性在婚姻挫折中的觉醒与成长。从起初默默忍受徐志摩的嫌弃,到经历被抛弃后的绝望,再到通过自我努力获得独立与成功,她的转变令人动容。她用行动诠释了女性不应仅为他人而活,而是要通过自我价值的实现,赢得尊重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