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0日，鲁迅去世的第二天，断交13年的二弟周作人仍然去上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第一堂课下课之前，他眼圈有点发红，在黑板上写下：“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1906年深秋，25岁的周树人（鲁迅）和21岁的周作人一同踏上了东渡扶桑的轮船。两兄弟此行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做准备。 在东京，他们合租了一处住所，雇佣了一位名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孩打扫卫生。周作人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而鲁迅则进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随着时间推移，周作人与羽太信子日渐相熟，两人产生了感情。起初，鲁迅并不赞同这段感情，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弟弟的选择，并代表周家正式提亲。 1909年，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在日本完婚。这场婚事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认同，他在留学期间深受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进步的影响。 1911年，周作人携妻子回到浙江绍兴，在当地担任日语教师和报刊编辑。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即将结束。 1917年，在蔡元培的邀请下，兄弟二人先后入职北京大学。这一时期，他们都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成为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在《新青年》杂志上，鲁迅发表了著名的《狂人日记》，无情地抨击了封建礼教。而周作人则以《人的文学》等文章阐述了文学改革的主张，获得了陈独秀等人的高度赞誉。 这段时期，周氏兄弟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鲁迅以小说和杂文抨击社会陋习，周作人则专注于散文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 1919年，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购置了一处四合院，花费3700余大洋。这处宅院不久就成为了周氏一家的共同居所。 鲁迅将母亲、妻子朱安，以及两个弟弟和他们的日本妻子都接到了四合院同住。起初，这个大家庭看似其乐融融，但暗流涌动的矛盾却日渐显现。 家中的日常开支由羽太信子和羽太芳子两姐妹负责管理。鲁迅每月的工资和稿费约400大洋，周作人的收入也有300大洋左右。 尽管家庭收入颇丰，但两位日本媳妇的挥霍却远超家庭承受能力。她们雇佣了大量仆人，讲究排场，甚至经常将刚做好的饭菜退回厨房重做。 为了维持家庭和谐，鲁迅多次婉言劝说两位弟媳要节制开支。这些善意的提醒却引起了羽太信子的强烈不满。 在家庭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周作人选择了站在妻子一边。1926年春，他给鲁迅写了一封绝交信，断绝了与兄长的来往。 这封信的内容十分简短，却彻底撕裂了两兄弟的关系。周作人要求鲁迅不要再到后院来，这种冷漠的态度让这封信显得格外刺眼。 为了避免矛盾进一步恶化，鲁迅主动搬出了自己购买的四合院。即便如此，他仍然抱有和解的希望，时常回去取些个人物品。 然而1926年的一次回访，彻底打碎了和解的可能。当时，鲁迅在取书时遭遇了羽太信子的辱骂，这次冲突被记录在了《鲁迅日记》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面对国难当头，鲁迅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发表大量文章抨击日本侵略者。 周作人最初也表现出爱国立场，在多个集会上呼吁抗击日寇。但在羽太信子的影响下，他很快改变了态度，转而主张通过文化交流化解矛盾。 1936年，鲁迅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他患有肺结核多年，但仍然坚持写作和社会活动。 10月19日凌晨，鲁迅在上海病逝，终年55岁。各界人士闻讯纷纷前往吊唁，整个文化界为之震动。 面对兄长的离世，周作人却表现出异常的冷漠。他没有南下奔丧，甚至连一封唁电都没有发出。 10月20日，周作人仍在北平授课。这一天，他选择了讲授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兄弟》篇。 在一个小时的课堂上，他始终围绕兄弟之情这个主题展开讲解。课程快要结束时，他在黑板上留下一段话，表示要去看望鲁迅的母亲。 这一举动似乎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与愧疚。然而，此后周作人的人生轨迹却完全背离了这一刻的情感流露。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许多文化人纷纷南下，周作人却选择留在北平。这个决定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1938年初，他开始参加日伪组织的活动，逐渐沦为汉奸。这一选择不仅违背了民族大义，也彻底背叛了兄长鲁迅的精神遗产。 从此，周氏兄弟的道路彻底分叉。一个被后人尊为＂民族魂＂，另一个则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他们的故事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最终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人生终点。 至今，人们提起鲁迅，总会自然地加上＂先生＂二字以示尊重。而提到周作人，却往往伴随着遗憾与惋惜。 这对兄弟的命运，不仅是一个家庭悲剧，更是那个动荡年代的一个缩影。他们的选择，也成为了后人思考知识分子责任与担当的重要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