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吴佩孚在逃往四川途中，遭遇土匪袭击，秘书长张启煌被打死。吴佩孚抱着张启煌的尸体，忍不住放声大哭。 等吴佩孚好不容易到达四川军阀杨森的驻地时，随行的幕僚、卫队已逃散过半。吴佩孚对杨森有提携的大恩，杨森也很是记情，对吴佩孚执礼甚恭，将一行人安顿在白帝城暂住。 众叛亲离的吴佩孚，手上的武力只有二千余人的卫队，但他架子不倒，在白帝城设立行辕，将“孚威上将军”和八大处的牌子都挂了出来。 蒋介石得知吴佩孚入川后，甚为忌惮，尤其是白帝城就在湖北边上，如让吴佩孚寻机入鄂，招揽旧部人马，那就不好了。 杨森在老蒋的压力下，不得不将吴佩孚一行，礼送去了刘存厚的防区。当时的四川军阀中，刘存厚是唯一还悬挂“北洋五色旗”的，他对吴佩孚盛情款待后，和另一军阀范绍增将吴佩孚安置在大竹县。 吴佩孚一路奔走，随员大部走散，导致他只剩不到二千卫队，却携带了四千多枪支，获得喘息的吴佩孚，趁机招募编练新兵，使部队扩充到了五千多人，编为三个警卫旅。 就在吴佩孚想着重整旗鼓之时，他却被人盯上了。四川因地理位置，川军的装备都很差，可以说是地方军阀中倒数的，吴佩孚的部队，步枪不是汉阳造就是购买的德国货，此外还有近百挺手提机关枪，几百支德制步枪。 驻军大竹附近的军阀罗泽洲，见吴佩孚虽有五千人马，但大都是新兵，战斗意志也不强，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率部将吴佩孚的行辕团团围住，外面的吴部官兵见行辕被围，也都不敢妄动。 罗泽洲派人给吴佩孚传话，说只要交出武器，彼此相安无事。 吴佩孚大骂说：“我是军人，武器是军人的生命，不得交枪。” 吴佩孚逐走来人后，下令卫队挖掘战壕，修筑简易工事，准备应战。可行辕内只有五百多人，且一大半都是后勤人员，人心惶惶，都不愿意打。 第二天，在罗泽洲的授意下，罗部旅长熊玉璋让士兵对着行辕内开枪恐吓，一发流弹打在了吴佩孚卧室的门外。 吴佩孚的妻子张佩兰及幕僚都来相劝，说在这种情况下服个软。虎落平阳的吴佩孚，只得派人去和罗泽洲谈判。 罗泽洲也不想把吴佩孚逼得太急，便提出可交出部分武器，交涉之下，最后以吴佩孚交出一半的武器弹药，结束了这场争端。 拿了武器的罗泽洲、熊玉璋满意离开，留下了气得发抖却又无可奈何的吴佩孚。这次事件使得吴部官兵士气大跌，纷纷逃散，几天之内，跑掉了一千多人，吴佩孚也未派人阻拦，毕竟连武器都没有了，士兵留下又有何用。 大竹肯定不能再待了，否则那天罗泽洲心血来潮，再派兵索要剩下的装备，那就不妙了，吴佩孚只得带着残部去了达州的小场镇河市坝。 吴佩孚在河市坝，整日无所事事，以写诗作画来打发时间，其中有一首赠给刘存厚的诗写道：“方寸纠纷俗累萦，无端怅触笔花生。人因落魄知己，诗写牢愁见性情。孝水梦回千里曲，蜀山望断一钩轻。枕边莫恼鹃声恶，催起刘郎趁早行。” 诗的结尾“催起刘郎趁早行”，有让刘存厚协助吴佩孚东山再起的暗喻。吴佩孚显然是高估自己的影响力和刘存厚的实力，刘存厚能冒着惹怒老蒋的风险而收留他，已经够意思了。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不甘寂寞的吴佩孚，马上发出了调停通电。对吴佩孚的所谓“调停”，四川军阀除刘湘等个别人外，大部分都支持，冯玉祥、阎锡山也释放了赞成的意思。桂系也是很快响应。 吴佩孚见应者云集，着手出川的准备。6月初，吴佩孚带着幕僚、卫队倾巢出动，准备过万县后出川。 万县是刘湘的防区，刘湘和吴佩孚不对付，加之又接到老蒋密令，让务必阻止吴佩孚东下。刘湘派王陵基带一旅人马，拦住了吴佩孚的去路。 吴佩孚派人交涉，得到的回复是：“吴大帅若要过去，可带随员不能超过十人，否则免谈。若强行通过，马上刀兵相见。” 在刘湘的武力威胁下，吴佩孚东下的图谋失败了。吴佩孚的这个“小动作”，引起了老蒋的警惕，只因正忙着和阎、冯联军在中原地区大战，暂时没有发作。 中原大战结束后，老蒋电邀吴佩孚到南京会晤，说已备好公馆。困在四川的吴佩孚，将计就计，去电老蒋说愿意前往，并做出了启程的准备。 吴佩孚这是故意迷惑老蒋、刘湘的，他实际想去的地方是北方。杨森不知内情，以为吴佩孚真要去南京，赶来相劝说：“玉帅，蒋这个人口蜜腹剑，你若真去了，凶多吉少。” 出于保密考虑，吴佩孚敷衍说：“我已无力量，想必去后不会把我怎样。” 杨森叹气说：“玉帅，你可真的要当心啊。” 吴佩孚清楚，这次要脱身就不能大张旗鼓，他将大部分手下遣散，辞别刘存厚后，只带着百余幕僚、亲随去了成都。 到成都后，吴佩孚一面游览当地的名胜古迹，一面去电老蒋，说随时准备动身。老蒋大喜过望，去电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让做好接待工作。刘湘这边，也指示防区放行，让吴佩孚顺利东下武汉。 就在老蒋在南京等着和吴佩孚会面时，吴佩孚悄悄来到邓锡侯的防区灌县，在邓锡侯派人协助下，由灌县西进入原始森林。 8月中旬，吴佩孚来到了甘南，结束了在四川的四年逃往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