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开放几胎，中国人口都会萎缩！”著名人口专家黄文政摊牌了，直击当今的社会痛点，以长远来看，这会对总体经济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现在的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达不到1000万。 如果生育率持续低迷，这种趋势不仅无法逆转，还会进一步恶化。 黄文政提醒大家，人口结构的失衡早已超出了家庭的范畴，它将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陷入如此严峻的人口困境？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经济压力，从住房到教育，养育孩子所需的成本正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 以北京为例，一套90平方米的刚需房总价高达540万元，这也相当于一个普通家里十多年的收入了。 可教育支出是一个望不到边的无底洞，课外辅导、兴趣班、升学考试的花费不断增加，让许多父母捉襟见肘。 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孩子出生到大学毕业，一个普通家庭可能需要投入上百万元，这让许多家庭在生育前深思熟虑，最终选择只生一个甚至不生。 经济负担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职场对女性的不友好，生育不仅对女性的身体和时间提出了要求，更可能成为她们职业发展的“绊脚石”。 黄文政在演讲中提到，许多企业在招聘时会对育龄女性避之不及，担心她们在怀孕和带娃后无法全力投入工作。 这样的歧视现象已经广泛存在，让许多女性不得不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对于不少职业女性来说，生孩子意味着“牺牲”，而这种观念在城市中尤为普遍。 文化观念的转变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年轻一代的生育选择，在传统社会当中，多子多福是一种很普遍很正常的认知，养儿防老也是家庭中最主要的考虑。 但在现代社会，个人价值的实现还有生活品质的重要被更多人所认可，生育被认为是一种束缚自由的选择。 这种观念转变在东亚地区尤为明显，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在内的华人社会，生育率普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这种低生育率与经济发展、社会文化氛围息息相关，且相互作用，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意愿。 2016年，中国政府开始全面实施二胎政策，希望通过放宽生育的限制增加出生人口数量，可政策的效果远远不如预期的好。 黄文政指出来，政策的调整虽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们生育意愿的根本变化，哪怕政策继续放宽，甚至全面取消生育限制，出生率也不太可能回升至更替水平。 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和个人价值的变化，使得这个问题比政策调整更为复杂。 人口萎缩的直接后果已经显现，出生人口的减少削弱了消费市场的活力。 以房地产为例，年轻人的购房需求下降，直接导致三四线城市出现楼盘空置率上升的现象。 一些区域甚至形成了“鬼城”，开发商入不敷出，而房地产的颓势又牵连到相关行业，包括建筑材料、家电和家居等产业，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扩大。 更深层次的影响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用工荒的问题开始在部分地区出现，企业为此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但这也同时增加了运营成本。 长此以往，企业竞争力会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因此受到拖累。 此外，老龄化问题的加剧更是雪上加霜，根据预测，到203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会从2023年的18.7%上升到30%。 一个年轻人需要承担很多老年人的生活成本还有照护责任，而养老金的入不敷出问题也在逐渐显现。 目前养老金制度依赖于年轻一代的缴费来支持退休人口，但如果年轻人数量持续减少，这一制度将难以维系。 黄文政与梁建章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一项颇具争议的建议，将养老金与生育挂钩。例如，养育更多孩子的父母可以获得更高比例的养老金，或者提前退休。 这一提议虽然在社会上引发了讨论，但也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生育不仅是个人的家庭选择，也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危机虽然深重，但并非无解，黄文政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应对措施，比如提供直接的生育津贴。 这一项措施不只能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还可能对提高生育意愿产生实际的效果。 国际经验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些启示。以色列的生育率高达2.98，其中即使是世俗家庭的生育率也达到了2.3。 这与政府和社会对生育的重视密不可分，此外，北欧国家和法国通过大规模的育儿津贴和社会保障，将生育率稳定在1.7-1.8之间，这些经验值得参考。 时间显然不站在中国一边，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问题将加速对经济、社会的冲击。 但黄文政坚信，生育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政策的支持、社会的共识、个人的选择，三者需要紧密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