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乌鲁木齐，因田某一时冲动，损坏了杨某的路虎车辆后视镜及家中大门。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在民警的调解下，达成了《治安调解协议书》，田某赔偿了相应的维修费用。然而，事后田某却反悔了，他认为自己没有损坏财物，杨某也不是车辆的真正主人，且杨某未能提供充分的修理证据。在经历了一审、二审的法院审理。田某能否成功追回那笔赔偿款呢？杨某又能否守住自己的权益呢？
（来源：裁判文书网）
事发当天，田某和杨某，因为一次停车的小事，竟然动起了手。当时，杨某将自己的路虎车停在了公司门口的路边，而田某认为这影响了他的出行。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执逐渐升级。田某在情绪激动之下，挥手砸向了杨某的路虎车后视镜，还一脚踹坏了杨某家的大门。
杨某见状，立刻报了警。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将两人带回了派出所。在民警的调解下，田某和杨某最终达成了《治安调解协议书》。
协议中明确写道，田某需向杨某赔礼道歉，并赔偿车辆后视镜维修费10858元。杨某则承诺不追究田某的任何法律责任，双方一次性解决此事，日后不得再因此事发生矛盾。
田某的妻子赵某当天就向杨某支付了维修费10358元（协议中的10858元可能是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有所调整），还交了500元的大门维修押金。
第二天，田某将杨某的大门修复完毕，杨某也爽快地退还了押金。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田某事后却反悔了。
田某认为，自己没有损坏杨某的车辆和大门，是杨某诬陷他。他提出，杨某没有提供警务站调取的视频证据来证明是他损坏的财物。
而且，那辆路虎车的真正主人是马某，杨某只是使用者，没有权利向他索赔。再者，杨某也没有提供修理车辆和大门的发票及鉴定手续，不能证明实际的损坏事实和维修费用。
于是，田某一纸诉状将杨某告上了法庭，要求杨某退还他支付的11358元赔偿款。一审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认为田某和杨某在民警的主持下自愿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
田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协议签订后，田某已经履行了赔偿义务，现在要求返还赔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田某的全部诉讼请求。田某不服，提起了上诉。
在二审期间，杨某提交了一份关键监控视频的证据。视频中清晰地显示了田某损坏车辆和大门的过程。
田某虽然对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表示否认，但他却无法提供任何相反的证据来反驳。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这份监控视频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米东区分局稻香路派出所出具的《治安调解协议书》中记载的事实相互印证，能够证实田某的损害行为确实发生。
而且，杨某作为车辆的实际使用人，有权向田某主张赔偿。至于修理发票和鉴定手续，并不是认定损害事实和赔偿金额的唯一依据。
双方在调解协议中已经就赔偿金额达成了一致意见，田某也自愿履行了支付义务。
那么，以法律的角度该如何看呢？
一审法院依据的是《最高法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9号第四条。该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调解协议有效：
（一）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在本案中，田某和杨某在民警的主持下，自愿签订了《治安调解协议书》。田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且，从协议的内容来看，它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
田某认为，杨某没有提供警务站调取的视频证据来证明是他损坏的财物。然而，在二审期间，杨某已经提交了监控视频作为证据。
这份视频与《治安调解协议书》中记载的事实相互印证，能够证实田某的损害行为。因此，田某的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田某还提出，杨某不是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主体不适格。但根据法律规定，杨某作为车辆的实际使用人，有权向田某主张赔偿。
因为田某的行为已经侵害了杨某对车辆的正常使用权益，并造成了财产损失。所以，田某以杨某主体不适格为由要求返还赔偿款，同样不能成立。
至于田某提出的第三个上诉理由，即杨某未能提供修理车辆及大门的发票及鉴定手续，不能证实损坏事实。这一理由也不能成立。
因为双方在调解协议中已经就赔偿金额达成了一致意见，田某也自愿履行了支付义务。这说明田某对车辆损坏事实以及赔偿金额是认可的。
在此情况下，杨某是否提供修理发票及鉴定手续，并不影响双方基于调解协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认为田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田某负担。（文中人名均系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