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纪委接到举报，声称李大钊的亲孙子李宏塔涉嫌贪污受贿，生活极度奢靡！纪委调查后：20多年骑坏4辆自行车。 李宏塔的祖父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之一。 尽管李宏塔的祖父是如此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却从未享受过任何特别的照顾，相反，他总是被要求像普通人一样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1966年，李宏塔中学毕业，年仅十八岁的他，响应时代的召唤，义无反顾地参军了。 不同于一些人选择了相对轻松的岗位，他被分配到江苏省河口农场，成为一名农垦兵，开始了他与土地、与汗水为伴的艰苦岁月。 农场的工作条件极为艰辛，几乎所有的体力活都需要亲力亲为。 每天，李宏塔和战友们在大田里徜徉，犁田、播种、插秧、除草，重活累活一应俱全。 刚到时，李宏塔体型瘦弱，身高不够壮实，战友们常笑称他是“大虾”，这在那群粗犷的农垦兵中无疑是个外号。 刚开始，他确实觉得自己的体力远不如那些身强力壮的伙伴，有时候在田间地头干得气喘吁吁，手脚都有些笨拙。 正是在这种极度艰苦的环境中，李宏塔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身体开始变得越来越结实。 每一锄下去的力气，每一次弯腰拾起的重物，都让他在不知不觉中从一个瘦弱青年，逐渐成长为能挑起百公斤重担的强壮男人。 与大多数军营生活不同，这些艰苦的劳动不仅没有打垮他，反而深深锤炼了他的意志。 三年兵役期满后，李宏塔如愿退伍，回到了社会。 此时，他的身体早已不同于初入农场时的瘦弱模样，强健的体魄成为了他踏上新征途的基础。 但生活的考验并没有因此减少，李宏塔被分配到了合肥的化工厂，继续投身到社会的基础建设中。 与农场的田间劳作不同，化工厂的工作环境充满了危险和恶劣。 厂里的设备陈旧，许多生产工序都充满了有害气体，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酸碱味，每位工人都需要佩戴防毒面具。 即便如此，李宏塔依旧毫不退缩，依然是那个踏实肯干的青年。 几年后，李宏塔凭借出色的工作成绩，被选为共青团合肥市委的副书记，正式踏入了政治生涯的舞台。 从基层工人到共青团干部，李宏塔的晋升看似迅速，但背后却充满了汗水和艰辛，他始终不忘最初的那份初心，在工作中踏实肯干，争取每一个可以锻炼自己的机会。 在共青团合肥市委和安徽省委工作期间，李宏塔逐渐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深知责任的重大。 他在每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最终逐步站稳了脚跟，展现出了作为共产党员干部的担当与责任。 很快，李宏塔迎来了38岁，面临着离开共青团的时刻。 当组织部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省民政厅，他直言：“我希望能进入一个真正做实事的部门。民政工作切实关乎百姓，是直接为人民服务的。” 在民政厅的工作期间，李宏塔始终保持着一种与群众紧密相连的工作方式，与那些习惯坐车、享受特权的干部不同，李宏塔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 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季，还是寒风刺骨的冬季，他都风雨无阻地骑车走过了大街小巷。 每次经过路口，他都会看到路旁的普通百姓，看到那些在街头辛勤工作的市民，看到那些疾步行走的老人和孩子，这一切，都深深地触动着李宏塔。 他常说，骑车上下班不仅能锻炼身体，更能时刻提醒自己与人民的距离，始终不忘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的责任与使命。 多年来，李宏塔骑坏了四辆自行车，穿坏了五件雨衣，甚至七双胶鞋。 但他始终没有因此而抱怨过一次，反而觉得这种简单的出行方式能让自己更清楚地感知社会的温度，理解人民的疾苦。 他认为，作为一名干部，若总是关在办公室里，远离百姓的生活，那就无法真正为百姓做事，无法了解百姓的需求。 李宏塔常说：“民政部门的职责很简单，归结起来就是两句话：为党和政府分忧，为困难群众解愁。”他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工作的准则，并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李宏塔自进入民政系统以来，每年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乡镇基层，他在工作中始终注重实地调研，反对形式主义。 李葆华曾多次下乡考察，甚至“微服私访”，亲自了解粮食供应情况，一次因质疑粮店发放不符规定，差点被公安带走。 每次下乡不打招呼，直接走访农户，了解民情。 他常通过让车停远处，再由村民带路，避免被村里狗叫声暴露身份，这样的“反向工作法”使得他能准确掌握基层情况，不被作假。 李宏塔深入调研，提出多项关于精准扶贫、人口老龄化和留守儿童等问题的提案，推动民政系统改革与发展，他的实事求是和亲民作风，令基层反馈真实、及时。 2005年，中纪委收到举报信，指控李宏塔在担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期间，利用职权借助祖父李大钊和父亲李葆华的名声，涉嫌贪污、受贿以及财产来源不明。 对此，中纪委高度重视，立即派遣调查组前往安徽展开调查。 经过详细调查，调查发现李宏塔一直秉持清廉作风，与其祖父和父亲一样，坚守为公正直的原则，最终，调查结果汇报至北京，组织对李宏塔的廉洁表现给予高度评价，并决定将他作为正面典型进行宣传，树立良好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