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16年，也就是明正德十一年，69岁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已奄奄一息，家人连送老

公元1516年，也就是明正德十一年，69岁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已奄奄一息，家人连送老衣和棺木都给他准备好了，他却迟迟不肯咽气。 李东阳四岁能写小字，八岁便能背诵《尚书》大义。 景帝亲自召见并称赞他，甚至将其抱上膝盖，赏赐丰厚。 年仅十岁时，他便三度受到明代宗的召见。 然而，在成化朝的二十三年里，他几乎被束缚在翰林院，职位虽高，实则无所事事。 明宪宗即位后，李东阳并未因才智出众获得更多的权力，反而因其外貌丑陋不被朝中权臣看重。 许多人认为他太过软弱。 弘治元年，他被任命为《明宪宗实录》的纂修官，这项工作开始时进展缓慢，但他的工作最终获得了认可。 弘治二年，李东阳因其父去世守孝，暂时离开朝廷，但很快便重返官场。 弘治四年，《明宪宗实录》修成，李东阳因功被升为太常寺少卿。 接着，他又成为会试的主考官，他在科举制度中拥有极大的话语权。 弘治六年春季，李东阳受命担任朝廷会试的主考官。 那年，李梦阳参加了这场考试。 李东阳与李梦阳不仅同为李姓，而且名字仅差一字。 杨一清向李东阳提到，这位名叫李梦阳的青年，才学出众，已在陕西的乡试中拔得头筹。 李东阳对此颇为关注。 果不其然，李梦阳凭借出色的才华顺利考中，并成为明朝的贡士。 李东阳曾公开称赞李梦阳为才俊，认为他不仅才高八斗，且品行端正。 这种肯定，让李梦阳倍感荣幸，并在之后选择投身李东阳的门下。 弘治十五年，李梦阳的父亲去世，他恳请李东阳为其父撰写墓表。 李东阳欣然答应，并在墓表中提到，尽管自己未曾与李梦阳的父亲有过深交，但因为李梦阳视自己为导师，他便愿意为其父亲撰文。 然而，随着李梦阳在诗坛上的崛起，李梦阳逐渐与其他志同道合的文人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并展现出与李东阳不同的风格。 他所倡导的“真诗在民间”理念，与李东阳偏爱唐宋诗歌的创作方法有所区别。 正德初年，李东阳已步入老年，但由于李东阳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李梦阳等年轻一代文人逐渐产生了不满。 在李东阳生前，尽管两人曾因文学有过深厚的师生情谊，但这段关系逐渐变得疏远，直至后来彻底决裂。 回到过去，李东阳自成为主考官后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负责起草内阁的诰敕。 弘治八年，李东阳进入内阁。 然而，李东阳实际上的政治理念却显得极为保守。 他并未提出什么明显的政策主张，而是更多地依赖中庸的策略，化解朝堂上的冲突。 李东阳深知，自己的处境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尽可能避免得罪任何一方。 他往往是调解者而非决策者。 弘治十二年，当时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因阅卷时未解封的考卷涉嫌舞弊。 李东阳巧妙地调解了这一事件。 弘治十七年，孝宗对内阁和东厂的调查产生了疑虑，李东阳再次站出来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 弘治十八年，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照继位成为明武宗。 虽然他继承了父亲的皇位，但却与前任的治国风格大相径庭。 朱厚照充满活力，但缺乏必要的成熟，特别是在政治处理上，时常与朝中的文官和内阁发生冲突。 由于对财政的管理失误，导致了与户部的激烈争执。 正德元年，武宗由于资金短缺，曾向户部要求归还盐引。 结果，户部官员和内阁阁臣不仅没有按要求归还，反而批评武宗奢靡、宠信宦官。 愤怒的朱厚照言辞尖锐地指责文官腐败，认为内阁中仅有少数几位官员是正直的。 这番话彻底引发了文官的不满，李东阳长期担任内阁大学士，历经数朝，是朝廷内外都公认的贤臣。 紧接着，廷内部爆发了一场未遂的政变。 文官联合内阁与司礼监，试图通过上疏逼迫武宗处死权倾一时的宦官刘瑾等人。 在武宗看来，文官们的举动显然意在削弱他的权力。 在当天夜晚，朱厚照决定主动出击，逮捕了司礼监的所有太监，并派遣张永控制京营。 在这次政治风波中，李东阳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明确表态支持或反对，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甚至拒绝在联名上疏上署名。 事后，李东阳再次请求辞职，但武宗并没有批准他离职。 有人认为他在暗中支持武宗，最终，他的形象也在同僚中跌入了低谷。 刘瑾的倒台并非因为李东阳的政治操作，而是由于宦官内部的权力斗争。 即使如此，李东阳依旧选择通过多次上疏请辞，表达自己因健康原因和对刘瑾罪行的牵连而希望辞去公职。 经过长时间的请辞，终于在正德七年，武宗同意了他辞职的请求。 李东阳辞去内阁职务后回乡。 1516年，大明首辅李东阳在病榻上接到了消息。 李东阳将获得“文正”的谥号。 病中的李东阳闻讯感谢朝廷的恩赐。 “文正”谥号代表了无上的崇敬，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中，仅有五位官员得此殊荣。 参考文献：[1]李艳萍.李东阳与闽人交游及文学思想的传播[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5(2):6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