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证部队的生存，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了生产运动，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两边的生产方式也大相径庭，八路军展开了南泥湾大开荒运动，而处在包邮区的新四军则是搞起了工商业，飞马牌香烟就是其中经典的代表。 1942年，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在淮南根据地召开会议，在会上，张云逸发现很多干部战士想抽烟只能抽树叶卷的喇叭烟，甚至还有人在地上捡烟蒂抽，这让张云逸感到刺痛，他立马找来第二师供给部长胡弼亮，再根据地办一个烟厂，并拨给胡弼亮42元资金。在张云逸看来，开办烟厂不仅能解决战士们的抽烟问题，还能解决新四军的军费问题。 胡弼亮很快带着战士们行动起来，用42元的启动资金购买了一台小型的手动卷烟机，当时的淮南本就盛产烟叶，听说新四军要开办烟厂，当地的烟农十分配合，把上等的烟叶都提供出来。最初，战士们只是想做贴贴牌生产，但张云逸很有品牌意识，将香烟命名为飞马牌，并且淮南日报社设计了logo。虽然是土法制作，但是每一道工序战士们都认真对待，陈毅也叮嘱道香烟一定要注重质量。在大家的努力下，飞马牌香烟产量达到了每天600多条，足够满足部队的需求，并且在整个淮南地区都有很好的销路，飞马牌香烟也帮助新四军战士们挣到了第一桶金。 之后，新四军立即对烟厂改进了设备，要从上海弄来了两台更先进的动力卷烟机，并且还从洋商的烟厂请来了来一些爱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并获得了英美烟草公司的配方，并配合其他的香料进行改进，完成了对飞马牌香烟的升级，并且还区分出了高端、中端、低端品牌。随后，新四军又邀请了各地的商人以及名流前往根据地参加新产品促销会，把飞马牌香烟和其他英美日等国的洋烟进行对比，飞马牌香烟的高质量让商人们都赞不绝口，很快就成了抢手货，前来订货的商人们络绎不绝。虽然烟厂此时的产量已达到每天2500条，但仍然不能满足需求，很多商人们甚至通宵在烟厂门口等着。飞马牌香烟凭借着物美价廉的优势，很快就火遍了江南，并一度打进了南京、上海的市场，原本占统治地位的洋烟销量也一落千丈。新四军以及根据地的烟农都得到了不少收益。 有了飞马牌香烟带来的收益，新四军的军费变得很富足，因此得以改善伙食，每天都能吃到白米饭，隔三差五还能吃到肉，因此战士们身体素质迅速增强，战斗力也大大提高，与日军进行白刃战可以完全不落下风。而且新四军还通过上海的地下党和爱国商人，购买了大量的机床设备、发电机、发报机、X光机等，相继创办了军服厂、手榴弹厂、武器修械所、以及迫击炮厂，甚至还有平射炮工厂。生产迫击炮的无缝钢管也是新四军从用丰厚的资金上海购买的，运回淮南根据地后，生产了300多门60毫米迫击炮和200门82毫米迫击炮，大大提高了新四军的火力。在抗战后期，新四军还有大量多余的资金用以支援延安，比如1944年华北发生旱灾，新四军就直接支援了1600万给华北根据地。这富足的程度，甚至连不少八路军战士都羡慕。 日伪政权虽然发现了飞马牌香烟占领了沦陷区的市场，并下令禁止飞马牌香烟流入，但新四军只要将飞马牌香烟装在日本烟盒或者大英牌烟盒里，烟商做生意的时候只要悄悄说一句这是“四爷的烟”就可以。甚至有不少日伪军都对飞马牌香烟上瘾了，新四军就利用了这一点，利用飞马牌香烟去贿赂日伪军，扩大新四军的情报网，套取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因此得以粉碎日军多次扫荡。在运送从上海购买的机器的时候，新四军也是利用飞马牌香烟打通日伪军之间的运输环节，让机器畅通无阻的运回根据地。甚至在1944年，新四军还用500多条飞马牌香烟换来了一艘日本汽艇，之后开着这艘汽艇去日本洋行里收抗日税。 此后，从解放战争到建国，飞马牌香烟一直在生产，火遍了全国各地，直到1992年才在上海卷烟厂停产。这款香烟充满了传奇，其意义不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奋斗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