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钱三强找到于敏，说：“你负责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于敏当时被批为“只专不红”，钱三强是承受着巨大压力，做出的这个决定。于敏后来被誉为“中国氢彈之父”，而他背后站着的，正是钱三强这位“慧眼识珠”的伯乐。 钱三强为什么能成为这样的“伯乐”？还得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 小时候，钱三强在父亲的书房里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他喜欢探索未知，小时候能拆开一只闹钟研究到天黑也不觉累。 到了青少年时期，他更是倔得像头牛——19岁那年，在看了《原子新论》后，毅然放弃了北京大学电机工程专业，转而选择物理学。为了学好物理，他重新考入清华大学重读一年级。 “你为什么选择物理？”有人好奇问他。 他一边收拾着行李一边笑着说：“因为原子会变，我想知道它是怎么变的。” 这种不服输的劲头，让他在后来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时脱颖而出。 1937年，战火纷飞之际，钱三强的父亲病重，而他又拿到了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的工作机会。面对国难家忧，他犹豫了。他坐在父亲的病床前，低声问：“我是不是应该留下来陪您？” 病榻上的钱玄同虚弱却坚定地摇头：“三强，你学的东西，报效国家是有用的。男儿志在远方，别只顾眼前！” 正是这番话，支撑他在巴黎实验室全力投入科研。 他的导师布置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改进云雾室的设计，而他不仅做到了，还跑到巴黎郊区一家工厂，邀请技术工人协助制作。最终，他的成果让导师刮目相看。 1948年，钱三强带着妻子何泽慧和年仅半岁的孩子，告别优越的科研环境，回到了满目疮痍的祖国。朋友们拉着他说：“你们这一走，学术前途可就断了。” 他笑着摇头：“祖国才是我最好的实验室！” 然而，回国后的现实远比想象中更难。 他很快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任务是从零开始搭建中国的原子物理研究体系。 然而，当时国内懂原子物理的人屈指可数。“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他在日记中写下这句话，随后便一头扎进了“挖人”工作。 为了吸引人才，他亲自给《留美学生通讯》写信，信里情真意切：“凡是真埋头苦干、不骄不躁的专家，祖国永远欢迎你们。”一位留美博士后来感慨：“就是这封信让我决定回国。” 1950年，赵忠尧回国时被驻日美军扣留，他的家人在国内也陷入困境。钱三强知道后，立刻找到院长郭沫若，请求拨款帮助赵家渡过难关。 赵忠尧回国后，知道钱三强对他家的帮助，感激不尽。 为了培养本土人才，他成立了代号为“6组”的近代物理研究室，吸收全国重点大学的优秀学生。后来，这支队伍被誉为中国核物理研究的“梦之队”。 然而，最难的一仗，还是在1959年。 那一年，苏联撤走专家和全部图纸，中国的原子能事业陷入“至暗时刻”。 钱三强从不慌乱，他召集科学家，逐个攻关。当年曾被苏联专家视为“社會主義心脏”的扩散分离膜，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四年努力终于攻克。 1964年10月16日，当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时，钱三强正站在工作室里，默默注视着检测仪上的数据。 当蘑菇云的画面通过电视传回时，整个实验室爆发出欢呼。他却只是拍拍身边年轻人的肩膀，说了一句：“继续努力吧，这只是开始。” 钱三强的故事里，没有天花乱坠的演讲，只有扎扎实实的行动。他常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从少年时的好奇，到青年时的磨砺，再到晚年的担当，钱三强用一生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国之脊梁”。他的名字，也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的核工业史上。 40位中国院士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