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61年1月，毛主席在广州视察工作，亲自审批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编辑工作时与编辑工作人员的合影。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与思想碰撞。 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评价也面临重新审视的压力。 特别是在毛泽东建国后的政治遗产，如何平衡历史的继承与创新，成为了党的领导层和知识界的重要议题。 在此背景下，1983年启动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出版，便不仅仅是一本毛泽东著作的合集，更是一次深刻的政治文化操作，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毛泽东思想在新时代语境中的再定位和再传播。 编辑这部书的任务极为复杂，吴正裕被任命为主编，带领一支由多名资深编辑组成的团队，开始了对毛泽东大量文献的选取与编辑工作。 作为这本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吴正裕不仅要面对来自政治上的种种要求，还要兼顾社会对毛泽东思想的实际需求。 在1980年代，毛泽东思想无疑仍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体系的核心，如何在传递毛泽东思想的同时避免涉及那些争议性极强的内容，成为编选工作中的巨大挑战。 早期的讨论中，编辑团队内部对选文的划分便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部分人主张，选集应该涵盖更多毛泽东建国后的著作，特别是与改革相关的部分，以便为新时代的政治教育提供更多有益的理论资源。 而另一部分则强调要重点选择毛泽东思想的经典篇目，尤其是与革命和建设密切相关的论述，以保证书籍思想的纯粹性和经典性。 与此同时，外界的声音也纷纷传来，许多人认为，尤其是普通干部和青年群体需要的是一本既具备思想深度，又便于理解和学习的毛泽东著作选集。 通过座谈会与调查反馈，编辑团队逐渐意识到，普通读者不仅希望通过这本书重温毛泽东的伟大思想，更渴望能够在新时代的文化氛围中，找到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理论价值。 在这一过程中，编辑团队不得不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要求下做出艰难选择。 一方面，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要素必须被忠实传递，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对“大革命”时期的直接回顾和深度讨论。 这一过程中，吴正裕与汪裕尧、龚育之等人密切合作，不仅要在理论和政治的框架下不断调整选文，还要与中央政治局保持紧密沟通，随时向他们汇报修改情况，并接受最终的审批。 尤其是在书籍的篇目安排上，编辑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最初，书籍的篇幅被设定为40万字左右，经过多次讨论，部分领导提出希望能包含更多内容。 经过层层审批，编辑团队决定将选文字数调整到接近60万字，这样的篇幅既能涵盖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又不至于过于庞大，失去普及性。 在这一过程中，吴正裕与编辑团队其他成员如汪裕尧、冯蕙等人，始终坚守着一个原则：选文必须突出毛泽东的正确思想，特别是那些能够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的篇目，避免让那些对历史伤痛的直接提及影响书籍的整体传播效果。 随着《毛泽东著作选读》的编辑工作逐步深入，书籍的文化和政治双重功能逐渐显现。 在1980年代的中国，毛泽东思想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面临着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毛泽东的思想必须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得到重新解读。 这本选读本的出版，便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一次“再定位”，它不仅仅是一次理论整理，更是党和国家对毛泽东思想的官方阐释与政治定位。 在此过程中，编辑团队既要确保书籍的思想纯粹性，又要在某种程度上迎合改革开放后对“政治正确”的要求，使得这本书能够在社会各阶层中普及，特别是能让年轻一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毛泽东的思想。 与传统的毛泽东选集不同，这本新编本在选文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最引人注目的是，书中的开篇并没有延续常见的政治性强的文章，而是选取了毛泽东早期的《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作为引言。 这一变化打破了传统的编选方式，使得整本书在形式上既有新意，又能更好地吸引读者的兴趣。 毛泽东的这篇早期发言，不仅体现了他对青年一代的深刻影响，也为整本书的思想基调定下了方向——一种既充满革命精神，又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思想力量。 同时，在内容的编辑上，团队采取了精简与节录的策略。 对于一些篇幅过长或内容过于晦涩的文献，编辑们并没有直接删除，而是通过节选的方式，保留了其核心思想。 这样的策略既能确保思想的完整性，又避免了复杂的语言和长篇大论让读者感到负担。 尤其是在语言表达上，编辑团队极力避免使用过于专业的政治术语，代之以简洁明了的注释和题解，使得书中的内容对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年群体更加友好。 这一做法，不仅使得毛泽东思想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还降低了其学习门槛，确保了这本书能够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传播开来，尤其是对那些正在经历文化转型和社会变革的年轻一代。 总的来说，《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出版，不仅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再次确认，也是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转型时期的一次积极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