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张兵芳被两名法警押着将执行枪决，脖子上牌子写着犯人张兵芳 张兵芳，一个出身平凡的女子，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的一个普通家庭长大。70年代，张兵芳选择了成为一名幼师，在虞城县新时代幼儿园工作。 然而，命运却跟张兵芳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她与一位名叫朱红超的年轻男子相识，两人很快坠入了爱河。就是这段看似甜蜜的恋情，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 他们都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却苦于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于是，张兵芳和朱红超开始筹划一个可怕的计划。 张兵芳和朱红超盯上了幼儿园园长杨新建的独子杨柳。2002年1月21日，放学后，朱红超谎称杨新建让他接杨柳去饭店吃饭。杨柳对朱红超并不陌生，因为他是张兵芳的男友，所以小男孩毫无戒心地跟他走了。 朱红超将杨柳带到张兵芳那里，他们给杨新建打电话，向他勒索20万元赎金。杨新建为了儿子的安全，不敢轻举妄动，开始筹集赎金。 然而，张兵芳和朱红超担心事情败露后会被杨柳认出来，他们商量后决定杀害杨柳。 1月23日，得知杨新建已经准备好赎金，朱红超狠下心来，用一根尼龙绳将杨柳勒死。年仅8岁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他们将杨柳的尸体藏在一口井里，又打电话给杨新建，让他到火车站附近，从车窗将钱扔下。 杨新建心急如焚，为了儿子的平安，他照做了。张兵芳和朱红超拿到钱后立即逃之夭夭，杨柳的尸体被他们残忍地抛在井中。 这桩骇人听闻的绑架杀人案，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警方在收到报案后迅速展开行动，通过缜密的侦查，很快锁定了张兵芳和朱红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9条的规定，绑架罪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涉及对他人人身自由的非法剥夺和控制。法律对绑架行为的处罚依据其情节的严重程度而有所不同，旨在通过严格的法律制裁来震慑潜在的犯罪行为，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首先，刑法第239条明确规定，犯绑架罪的，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可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这一规定反映了国家对绑架行为的高度重视和严厉打击的决心。对于情节较轻的绑架案件，法律规定的处罚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并处罚金。这种分类处罚制度旨在根据犯罪的具体情节和危害程度，给予不同层次的法律制裁，从而实现刑罚的公正性和适当性。 在绑架罪的法律适用中，特别强调了“杀害被绑架人”这一情节的法律性质。根据刑法的解释，杀害被绑架人既不是结果加重犯，也不是情节加重犯，而应理解为结合犯。这一分类的原因在于绑架与杀害行为常常同时发生，且两者结合时不法行为的严重程度明显加重。法律之所以将其规定为结合犯，并提高相应的法定刑，是因为在实际犯罪过程中，绑架者往往在实施绑架行为的同时，对被绑架人进行杀害，导致犯罪结果的严重化。 “杀害被绑架人”作为结合犯，其法律适用并不依赖于绑架行为是否已经完成。换言之，即使在绑架行为尚未完全实现的过程中，犯罪者出于各种原因在实施绑架过程中杀害被害人，这种行为依然构成“杀害被绑架人”。例如，在实施绑架的过程中，被害人可能出于自卫反抗，导致犯罪者在未完全控制被害人的情况下对其实施杀害，这种情形下，杀害行为依然被视为绑架罪的一部分，依法予以严惩。 《刑法修正案（九）》对绑架罪的相关规定进行了重要修订，特别是删除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这一修正使得绑架行为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形被纳入了想象竞合的处理范围。想象竞合是指行为人一项行为同时符合数个罪名的构成要件，但这些罪名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在绑架行为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况下，如果绑架行为没有达到控制被害人的程度，则构成绑架未遂与过失致人死亡的想象竞合，依法分别定罪处罚。 在实际应用中，若绑架行为本身导致被害人死亡，但绑架行为未完全实现控制被害人的程度，则依法应以绑架未遂与过失致人死亡的罪名进行分别处罚。而在绑架过程中，如果被害人因交通事故等意外原因死亡，行为人则需要同时承担绑架罪与交通肇事罪（或其他相关过失罪）的责任，实行数罪并罚。这一规定确保了法律对不同犯罪情节的细致区分和公正处理。 此外，若绑架行为导致被害人受到故意伤害或强奸，且造成轻伤或其他严重后果，则依法应以绑架罪与故意伤害罪或强奸罪的罪名实行数罪并罚。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体现了法律对犯罪行为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量，也确保了对被害人权益的全面保护。 在法律实践中，绑架罪与其他犯罪的竞合处理，反映了刑法对复杂犯罪行为的细致规定和灵活应对。通过明确不同情节下的处罚标准和法律适用原则，刑法不仅保障了公民的人身权利，也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法治秩序。 法律的审判最终降临，张兵芳和朱红超都被判处了死刑。2002年，张兵芳被押赴刑场，脖子上挂着＂犯人张兵芳＂的牌子，曾经的人民教师，如今成为阶下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