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在古代是合法的，很多都是官商勾结开办，一直到了民国还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正式被废除，下面这张图是民国八大巷的一位青楼女子。 民国初期的北京城，八大胡同依然是这座古都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胡同内灯火通明，门庭若市，各色人等往来穿梭。这里的青楼业虽然饱受社会争议，却仍然维持着清末以来的繁荣景象。沿街的楼阁高低错落，门前的红灯笼在夜色中摇曳，勾勒出这条特殊街巷的轮廓。 在这片区域，大大小小的青楼近百家，规模不一，档次有别。每家青楼都有自己独特的招牌和装潢风格，有的典雅含蓄，有的张扬艳丽。那些较为高档的青楼，门前常常停着当时最时髦的汽车，出入其中的多是达官显贵和富商巨贾。而在一些偏僻的角落，也有规模较小的普通青楼，招待的多是普通商贾和市井百姓。 这一行业的存在，离不开当时官商之间的默契配合。一些青楼的老板与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各种方式维持着经营。他们往往会定期向官府缴纳规费，以换取经营的合法地位。同时，一些有影响力的青楼老板也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比如在战乱时期捐款救灾，或是资助地方建设，以此提升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延续了数百年的行业才最终走向终结。上海曾在旧社会的动荡和腐化中，成为了世界上娼妓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根据1942年汪伪上海市警察局的统计，上海的妓院已达到3900余家，妓女数量高达3.9万。这一数据本身就揭示了上海社会的病态，虽然战争的阴霾使得这座城市的人民倍受摧残，但却无法阻挡色情行业的蔓延与滋生。娼妓在这个时期不仅是贫苦人民的生计选择，也是军政高层、商人及外来势力享乐与消遣的工具。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迎来真正的解放，反而进入了新的恶性循环。大量的国民党官员、富商大亨、达官贵人、流氓头子以及驻华的美国水兵蜂拥而至，金钱与欲望交织，导致上海的娼妓行业愈加庞大与泛滥。1947年，上海市政府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卖笑为生的人数已经接近10万人，且与之相关的产业、服务、人员和需求使得这一数字远远超出了直接的从业人员。这一时期，被称为上海娼妓史上的“全盛期”，不仅是经济的繁荣，更是社会病态的集中体现。 然而，随着社会的剧变，上海在解放后进入了百废待兴的时期。新生的人民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肃清残余的敌人势力，建立秩序并恢复工业生产。与此同时，旧社会遗留的问题也日益严重，娼妓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政府并没有直接采取暴力和压制的手段，而是选择了有计划的管理，并逐步为解决这一问题创造条件。陈毅市长曾明确指出，妓女虽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压迫与苦难，但新中国绝不允许卖淫现象继续存在。虽然他也清楚，这一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但他承诺，政府一定会为这些身陷困境的妇女争取一个新生的机会。 为了管理这一庞大的群体，1949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开始对全市的妓院进行登记，实施审批制度。随后的7月，公安局发布了《管理妓女院暂行规则》，要求所有妓院必须严格遵守规定，采取突击检查和随时整顿的手段。对于违反规定的妓院和院主，公安机关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致使许多妓院生存愈发艰难。到1950年底，上海的妓院数量大幅缩减，只有156家妓院，妓女的数量也大幅下降，仅剩下559人。 进入1951年，镇反运动的全面展开，更是让这一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压缩。人民群众的呼声迫使政府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100多名恶霸妓院老板被逮捕，并有一批妓院宣告破产。到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仅剩下72家，妓女数量减少到181人。这个时期，上海的娼妓问题已经开始得到初步的控制。 1951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发布了《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宣告妓院为非法场所，并决定全面封闭所有妓院。政府不仅着手清理妓院，还为妓女提供了集中收容和治疗的方案，帮助她们远离这一行业，并为她们提供职业转型的机会。与此同时，政府还关注到隐藏在街头巷尾的暗娼群体，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与改造。从1951年到1958年，上海共对7513名公开娼妓和暗娼进行了改造，使她们最终实现了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彻底消除了旧上海的娼妓制度。 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政府必须面对极大的社会压力和传统观念的冲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改革显然取得了显著成果。娼妓问题的根本解决，标志着新中国在社会管理与道德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不仅仅是为了清除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为了给被压迫的妇女群体带来一个新的生活机会。 上海的娼妓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严格治理下逐渐消失，最终成为了一个历史的遗迹。这一历史过程彰显了人民政府为创造公正与平等社会而付出的努力，也展示了社会主义思想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巨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