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多名国民党军将校军官，前往紫金山中山陵前谒陵。他们触景生情，在墓前大哭。蒋介石得知“哭陵”一事后，大为震怒，授意陈诚对主使者予以惩处。 1947年7月的一天，紫金山中山陵前聚集了600多名国民党军将校，场面庄重肃穆却又透着些许凄凉。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抗日将领，如今却沦落到这般境地，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精简军队，将许多非嫡系和不受信任的部队编余，涉及军官多达18万人。这些被裁汰的将校被编入所谓的＂军官总队＂，名义上是集中学习，实则是管制，防止他们生事。这些身经百战的将领，一朝失去兵权，又被糊里糊涂地管制起来，熬过两年有余，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怨气可想而知。悲愤之余，将领们决定行动起来在孝陵卫秘密集会，吐露心中块垒。 7月6日上午9时，600余名将校集结完毕，在黄鹤率领下，浩浩荡荡向中山陵进发。为确保万无一失，他们甚至挑选了60多名身强力壮的年轻军官组成先锋队，全副武装在前开道。然而，当他们抵达陵寝时，大门紧闭，护陵卫兵称＂奉命不得开启＂。黄鹤见状，当机立断，下令先锋队员强行冲门，顷刻间，陵门洞开。随后，所有将校鱼贯而入，在墓前排列整齐，庄重肃立，准备按既定仪式进行＂哭陵＂。 ＂哭陵＂事件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蒋介石耳中，这位在战场和政坛上叱咤风云的领袖勃然大怒。他当即吩咐陈诚火速平息事态，严惩主事者。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布了震惊全国的文告，宣布下野，并发出向共产党求和的声明。几天之前，蒋介石已经秘密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正是这一决定，揭开了蒋介石政治生涯最后一段路程的序幕。对于陈诚来说，蒋介石的这次安排，既是对他个人能力的极高信任，也意味着一个全新、充满压力和挑战的时代开始了。 陈诚之所以能够担当起这一重任，除了他是蒋介石心腹的信任之外，还因为他在蒋介石的政治体系中占据了独特的位置。蒋介石提拔干部时有三条不成文的标准：一是重用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人，二是重用同乡，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忠诚度极高的人。 陈诚无疑符合这三条标准。作为蒋介石的忠实部下，陈诚的政治轨迹几乎与蒋介石的命运紧密相连，黄埔军校的培养，早在年轻时就为他打下了军政两方面的坚实基础，蒋介石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陈诚的忠诚，更多体现在对蒋介石的绝对服从上。在长期的合作中，陈诚虽然时常与蒋介石在某些政策上存在意见分歧，但每当蒋介石作出决定时，陈诚始终是默默地执行，没有丝毫动摇。正是这种全心全意的忠诚与低调的执行力，使他在蒋介石的心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然而，陈诚的角色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坚定的执行者。他有一个特别的能力，那就是“代蒋受过”。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有时决策需要背负责任，特别是对于一些失败和失误，蒋介石常常通过陈诚来进行调整和处理。蒋介石有意通过陈诚去承担外界的不满和批评，这使得陈诚在党内外的形象始终保持较高的稳定性。蒋介石深知，陈诚在承担压力和责任时，能够做出迅速而果断的决策，这种过人之处使得陈诚在蒋介石的团队中逐渐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抗战胜利后，陈诚以一级上将的身份，稳稳地跻身黄埔系的核心行列，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抗战期间，陈诚多次参与重要军事行动，尤其是在长时间的战斗中，他表现出色的指挥能力与执行力，使得他成为蒋介石深具信任的军事领导人。抗战胜利后，陈诚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声望进一步上升，成为蒋介石最亲近的幕僚之一。无论是军事决策还是党内事务，陈诚都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然而，陈诚的光环并非毫无阴影。尽管蒋介石非常信任他，但他所面临的责任和压力也巨大。尤其是在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1949年，蒋介石的决定让整个国民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大陆的失守，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做出历史性的决定，把最后的退路交给陈诚。在蒋介石心中，陈诚具备承受巨大战略决策的能力，而这一点也在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后的表现中得到了验证。 接到任命后的陈诚，带着沉重的责任感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路途。对于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行政职务的交接，更是一次艰难的政治使命。台湾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既是一个逃生之地，也可能成为中国未来政治重建的最后希望。陈诚深知，这份使命背后的分量，比任何一场战斗都要沉重。在台湾，陈诚不仅需要维持台湾的稳定，还要防范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种种威胁。陈诚的能力与忠诚，使得他成为了这一重任的最佳人选。 陈诚接令后，带着一股怒气冲到南京军官训练团，将领们见他来势汹汹，也个个摩拳擦掌。陈诚见状，知道硬碰硬只会激化矛盾，于是改变策略，缓和语气道:＂你们的冤情总裁是知道的，我会向他如实禀报，尽量想办法帮你们解决。＂说罢便匆匆离去，连夜撤走了包围训练团的卫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