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 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 时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的棉花产量说，一亩地棉花产量已经达到1000斤到2000斤。 1955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乘坐专列到达河南视察工作。在省委的汇报会上，时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向毛泽东介绍了河南的农业生产情况。 当谈到棉花生产时，吴芝圃提出河南的棉花亩产已经突破了千斤大关，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两千斤。这个数字令在场的其他省领导感到惊讶，有的人面面相觑，有的人低头沉思，会场的气氛一时变得有些微妙。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表态，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省委的其他领导见状，纷纷开始补充发言，有的谈到了河南农业生产的整体形势，有的介绍了具体的农业技术改革措施。然而，关于这个惊人的棉花产量数字，却很少有人进一步展开讨论。 专列抵达新乡站时，毛泽东提出要下车实地了解情况。当地区委书记耿起昌前来迎接时，毛泽东询问了新乡地区的棉花产量情况。面对最高领导人的询问，耿起昌没有随声附和省里的说法，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了汇报：新乡地区的棉花亩产一般在二三百斤，即使是最好的地块，产量达到七八百斤的也只有十来亩地。 这个与省里汇报相差甚远的数字，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当时在场的一些干部也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主席的反应。面对这种情况，耿起昌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说法，而是坚持着自己对实际情况的判断。 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此前省里的汇报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当时一些地方存在浮夸风气的背景下，这样的诚实汇报显得尤为难得。新乡地委的其他领导干部也都支持耿起昌的说法，他们认为只有如实反映情况，才能真正帮助上级了解实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 耿起昌，山西省昔阳县人，出生于1915年，是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拥有浓厚革命色彩的人物。作为一名农民的后代，他深知农业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他不仅投身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还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国家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尽管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遭遇过重重磨难，然而他坚定的信念和实际行动最终为他赢得了应有的尊重。 耿起昌的革命生涯开始于1937年，时年22岁的他在家乡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活动。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国土四分五裂，民众生灵涂炭。耿起昌深知，只有通过抵抗外敌，才能保护家园。在这一时期，他广泛发动家乡的工人们加入到抗日行列，号召他们为保卫国家而战。战斗的艰苦，岁月的漫长，耿起昌身心俱疲，但他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信念，并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尽力推动当地的抗日行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耿起昌并没有选择休养生息，而是继续投身到解放战争的前线工作中。在此期间，他被调任到太行行署，先后担任干部科科长和民政科科长等职务。新中国的诞生，给了耿起昌一种全新的使命感，他从未放松自己的职责，为解放战争期间的支前工作和后勤保障做出了极大贡献。可以说，他亲身经历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转向全面独立、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历史变革。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耿起昌在政治和管理方面的能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和磨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耿起昌被调到河南，担任了新乡专员公署专员，负责当地的农业生产工作。在这个新岗位上，耿起昌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保障粮食生产，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持。为了更好地推动农业生产，提升工作水平，1952年上级安排耿起昌前往苏联进行学习，深入了解苏联的农业发展经验。 回国后，耿起昌被任命为新乡地委书记，负责推进当地的农业工作。深知农业是国家根本的他，始终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核心任务。在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面临着许多问题，尤其是粮食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疲软，这使得耿起昌更加坚信，只有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1958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是通过集体化、合作化的方式实现农业生产的大规模统一和集约化。然而，在新乡，耿起昌很快发现了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和问题。他认为，过度的集体化会削弱农民的积极性，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效率。面对农田上的热火朝天，耿起昌心中充满了疑虑和不安。他提出了“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的农业生产模式，强调通过赋予农民更多自主权，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这一想法，后来成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即“包产到户”政策。尽管这一机制从长远来看符合农业发展的规律，但由于当时国家政策的严格限制，耿起昌的建议未能被采纳，反而被认为是违反集体化原则，甚至被撤职。 幸运的是，耿起昌的遭遇并没有让他彻底被历史遗忘。1960年，毛泽东听闻了他的情况，亲自找他谈话，并为他平反。毛主席深知耿起昌提出的农业政策具有先进性，尽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一思想未能完全贯彻，但它为日后农村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