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对李德进行了公开审查，周总理当时也在现场，可最终的判定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了。 1933年，王明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对党中央的统治日益加强，毛泽东因此遭到批判并被边缘化。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32年6月20日向共产国际请求派遣一名军事顾问以支持红军的革命活动。 共产国际派出了德国共产党员李德来到中国。李德曾在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服务，并在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过专业训练。在被派往中国前，他已在远东局下设的军事顾问组担任顾问，具备了处理复杂军事和政治问题的能力。 李德的到来为中央苏区带来了宝贵的国际视角和军事专业知识，他很快被任命为红军的军事顾问，并实际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在李德的指导下，红军的战术和策略得到了显著提升。 李德与博古共同推行了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鼓吹“短促突击”，这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此次失败迫使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开始了艰难的长征，期间党和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李德在苏区的表现引起了众多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他的身高、脾气和对女性的态度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尤其是他在追求女性方面的行为，经常闹出笑话，影响了他在红军中的形象。一次晚餐后，他突然对一名女战士表现出过度的兴趣。 由于李德的私生活引起的问题，博古认为为李德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可能有助于稳定他的行为。因此，他指示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贞负责这项任务。然而，李德自行看中了名叫赖水娣的女子。当得知赖水娣是地方领导人的亲戚时，他尝试通过博古来为自己说媒。 赖水娣的母亲坚决反对这门洋人婚姻，即便是在地方领导人的多次劝说下，她仍旧拒绝。赖水娣在领导的压力和为了革命的考虑下，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就在两人婚事即将得以安排时，赖水娣曾经的未婚夫是一个被红军击毙的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消息被揭露。为了保持自己在红军中的形象，他不得不放弃这段感情。 博古继续寻找适合李德的配偶。李坚贞想到了她的广东老乡肖月华。肖月华在少共中央的工作表现出色，她的美貌和青春也正符合博古提出的标准。在李坚贞的提议下，肖月华开始考虑与李德的婚事。尽管最初她对嫁给一位外国人持有保留意见，但她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 两人的婚礼在博古的安排下举行，肖月华正式成为李德的妻子。然而，婚后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肖月华与李德之间的交流极为有限，她的生活逐渐变得孤独。李德的工作压力大，脾气越发暴躁。 李德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他试图强迫肖月华辞去少共中央的工作，完全致力于家庭，但肖月华坚决拒绝。肖月华在半夜回到了他们的家中，吃了几块李德的饼干，引发了李德的极度愤怒。肖月华感到深深的委屈和痛苦，这让她意识到这段婚姻的不可持续。 李坚贞试图介入并劝解，希望肖月华能为了大局忍耐，但肖月华终于决定不再忍受。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长征的结束，肖月华在到达延安后向组织提出离婚。 1937年，李德在毛泽东的安排下担任了延安抗大战略研究室主任，这显示了毛对李德能力的认可，也反映了他在中央苏区中的重要地位。 8月，一批热血青年从敌后区到达延安，其中一位名叫李丽莲的上海青年演员，吸引了李德的注意。李丽莲的才艺和坚定的革命精神，与她的外貌一样，对李德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李德与李丽莲的关系迅速发展，在李丽莲一次病患中，李德的关怀加深了两人的情感联系。最终，尽管遭到党内某些领导人的反对，李德的坚持和李丽莲的同意促使两人结成连理。但1939年，李德被召回苏联述职，并陪同周恩来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疗。 1939年，李德的行为和决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进行了审查。这一审查涉及李德个人的错误，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内对于外国顾问角色和影响的深刻反思。周恩来尽管当时正在苏联接受治疗，但他仍代表中国共产党参与了审查过程，与任弼时、毛泽民、刘亚楼等重要人物一同出庭作证。 在长征中，刘亚楼作为红一军团第二师的政委，其部队经历了湘江血战，损失惨重。李德，作为红军的军事顾问，其在战略指挥上的失误成为了内部争议的焦点。刘亚楼以其直率且激烈的性格，公开对李德的战术决策提出批评，指责其瞎指挥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并强烈表达了对李德专横跋扈的不满。 随后有其他几位中国同志也加入了对李德的批评。这些事件最终上升到了共产国际监委会的讨论，周恩来等中国代表参与了关于李德问题的讨论。在处理李德的问题时，共产国际监委会在征求了中国同志的意见后决定，虽然李德有错误，但不予处分。这一决定基于李德仅作为顾问参与决策，具体的决策错误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承担责任。 对于如何处理李德的问题，周恩来主张，对李德的错误不应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而应该更多地反思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系列决策中的角色和责任。他认为，应将此作为一个教训，促使党在未来的决策中更加谨慎，通过总结过去的错误来不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