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绝学： 中国古传统文学诗词的修养分内修与外修的，内修多寄情于景，以气感人，致人凝定；外修多寄情于意，境以慨情，以意感人，致人同情共鸣。 这里我举几个例子，王维的《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全诗几乎没有写意写情，只是写了一个场景，但让人觉得很受诗中悄然寂静气氛的感染，心态莫名的凝定。这就是以气感人。这就是向内修了。 刘禹锡的《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就寄情于意了，让读者因意同慨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慨叹时代变迁，物是人非，千古兴衰，同情而共鸣。 这就是向外修了。 当然，文学并没有绝对的内修与外修，大都内外兼修，只是作品一出，各有所重而已。 我们中国人学文学的目的是什么？并不只是学会能讲明白事情就行了，而是自身能通过文学学习过程修养到自性，读者也能通过我作品对自性对民俗对社会影响有所受益。 如果无益，只是能说明白事情就算文学，那文学也不用学了，人大了几乎都能讲明白事情。但是，同样一件事情处理，有修养的人与没修养的人处理起来，天壤之别。 我曾经投稿出版社，但人家不收手写稿，打电话询问，甲出版社接线员道：“我们不收手写稿，非名家基本上不出版。”乙出版社接线员则对我道：“唉呀！你这手写稿太贵重了，这要是寄运过程损毁，我们可就太过意不去了，要不你费点心打印或复印一份。这样你的手稿能保险些。” 乙出版社接线员明显语言比甲出版社接线员更有修养。 而我们学语文，学文学，如果连这点修养自性的目的都没有，学了没啥用，还学它干什么？ 但如果我们明白了文学可以致人自性修养，于己于人于社会有好处，我们才专心研究文学的功用的。而不是仅仅研究修辞的花哨。 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回头看古诗词，我们学习古文学，从粗俗到庸俗，从庸俗到通俗，从通俗到雅言，从雅言凝情到致敬以颂，从颂之敬诚到和众共鸣，从和众共鸣到引众易俗。求外和之中忽发现中蕴内修。 反者道之动，诗文致人入境而迷者不为上品，而诗文致人入境而醒者应为更高。 故，写意不可以气不束。生气不可以修不蕴。 现在很多少年人，血气方刚之际，心怀阔大，气冲志远，喜欢豪壮慷慨激昂之诗词，总嫌霸气不能毕露， 如黄巢《菊花诗》，待到秋末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喜阵透长安，满城尽戴黄金甲。 言辞有这种霸气直露，方得趁意。 如完颜亮之《题临安山水》，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如袁世凯之《言志》：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现在许多人却喜欢这种诗词。 这等诗都霸气直露，却也都气吐不束意，正是志大量阔之人，却为失修败兆。是能奋力弄风云不能治太平者。 懂得这些，再回头看古人诗，则不能依个人率性喜好。 其实讲个人爱好，我也很喜欢李商隐之豪艳，李贺之瑰丽，苏轼之豪放。不是很喜欢李清照的婉约词。 同样悼亡词，我更喜欢，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更喜欢，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 而不是那么喜欢婉约派的悼词。 但仔细一想，豪放词很容易情意轻吐而气放难束意，这个对人修养来说，常以自我为中心。 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开口吐情意，气几乎不束， 仔细看历史上苏轼为人，其实是名过其实，往往言过其实，讲话经常过份，口无遮拦，不分场合。惹出许多事。 如司马光葬礼讥程灏俚鄙之叔孙通，讥好友陈季常河东狮吼，讥张先一树梨花压海棠。许许多多，好在苏轼这人天真烂漫量又阔，不曾许多机心，虽然一贬再贬，还没要命。 这里我不是说豪放词不好，只是说豪放词不易以气束意。如果不留心不易修养。 多注意修养，豪放词还是很好的。 从审美角度，从渲染情绪感染人角度，豪放词更易胜婉约词。 但我们学文学的目的是什么？是格物培养深沉，是纠正我们言行不良习气。 以审美论宜学豪放词，外修寄情于写意，以修养论更宜学婉约派，至少知道含蓄约束，利于自性的修养。 但是若知修养，则无所谓豪放婉约了。 诗词道理迁延到散文，小说等文学体裁也是一样。 今天的中国文学界，还有几个人知内修？这是不应该的。许多急功近利只是教孩子们外渲情绪惑人的技术思想，把中国文学内在精气神全丢了。讲什么浮夸浅薄的揭露与赞扬，那只是个人创作思想观念，只是一个目标目的观念，与文学修行手段半点关系没有。罗贯中揭露人性阴暗面能写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文学修养功夫！某人揭露人性阴暗面就活剥皮，就檀香刑，那是文学修养功夫么？ 一把刀，千锤百炼与草草锻造，也许草草锻造的更漂亮，也许初试草草锻造的更锐利，但十年后，几十年后，百年后，甚至千万年后，千锤百炼的刀依然可断金截铁，锋利如故，草草锻造的刀草锈蚀成土，化为尘埃。千锤百炼的刀才是中国文学的绝学。 内外兼修，文以修性，才是中国文学绝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