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入幕边塞的主要目的就是立功边疆，从而得到升迁的机会，但是岑参初入边疆时却满腹的牢骚，甚至有对功名追求的绝望。 “悔向万里来，功名为何物”（《日没贺延碛》），“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山碛西馆》）。 因此，可以推断岑参此次入幕边疆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在无奈之下走上了这条别人眼中的“终南捷径”，亦或与他出塞后的不得志有关。 “天宝八载，高仙芝入朝，表公为右威卫录事参军，充节度使幕掌书记，遂赴安西”（闻一多，2002），但是在安西幕府当中，诗人却一直沉沦下僚，无所作为，诗歌中多壮志难酬之作，比如：“望君仰青冥，短翮难可翔。 苍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寂寞不得意，辛勤方在公”（《安西馆中思长安》），“公府日无事，吾徒只是闲”（《敬酬李判官使院即事见呈》），此时情绪的低落可窥见一斑。 另外，这时期的诗歌中出现与其主将高仙芝有直接关系的诗歌只有一首以不十分庄重的态度写的《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即使出现也是在送别同僚或是与同僚唱和中提到这位主将，可以说他一直没有走进高仙芝权力的附近，更别说中心。 因此他没有与高仙芝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自然就写不出与其有关的诗作。所以在安西待了一段时间后，岑参带着那份寂寞和抑郁，于天宝十载秋天回到长安，第一次的“西出阳关”基本以失败告终。 而第二次却恰恰相反，主将封常清的名字经常出现于岑参的诗歌之中，可见此时他在军中很受主将赏识。“天宝十三载，封常清入朝，三月权北庭都护伊西节度瀚海军师，表公为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闻一多，2002），“至德元载，公在轮台，领伊西北庭节度副使”（闻一多，2002），地位明显要比在高仙芝幕府中高，而且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这个时期因其在幕府中地位较高，承担的社会责任加重，于是对社会和环境的关注要远远高于初次入幕，并且表现出对功名赤裸裸的追求，“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送祁乐归河东》），那种追求功名、积极昂扬的进取之心不时溢于言表。 但是这种建功立业的梦想却被突如其来的安史之乱打破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封常清被召入关平叛安史之乱，并因坚守潼关拒绝正面迎敌而被小人诽谤，惨遭杀戮。 “相送泪沾衣，天涯独未归。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依”（《送四镇薛侍御东归》），从此以后岑参的边塞诗表现出一种对命运强烈的担忧和对前途的绝望。 因此可以看出，在唐代文人入幕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得到主将的垂青。也许投笔从戎也有万般的无奈，即使满怀建功立业之志也未必能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官小身微，只能幻想着主将能慧眼识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