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持续近半个世纪，对晚唐政局影响不小。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元和三年（808年）四月，按惯例举行“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制科考试，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中抨击时弊，言辞激烈，主考官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很是欣赏，将二人录为上第。 宰相李吉甫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诬蔑和中伤，将两位主考官贬职，牛僧孺、李宗闵等遭淘汰，从此结下冤仇，由此引发了四五十年的“牛李党争”。而李德裕正是李吉甫的儿子，仇就这样结下了。 而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无异于火上浇油，更加激化了牛李两派的矛盾。李吉甫为相时，为了避嫌，李德裕一直在地方任职。直到李吉甫去世，李德裕才到中央任职。 因为在地方任职时政绩突出，尽显才干，很受皇帝信任，所以，进京后在文宗、武宗两朝出任宰相。有一年，他担任进士科主考官，同任考官的评事李某人是进士科出身的。 考试结束时，一个考生前来交卷，把试卷交给了李德裕，这本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可这个考生突然反悔，要回了卷子并对李德裕说：“我交错卷子了，应该交给李评事。”惹得李德裕大怒。后人评牛李党争，以此为据断言李德裕从此以后排斥进士出身的官员，并论断牛李二党分别是庶、士两族利益的代表。 实际情况是，李德裕任相时，虽然在用人方面的确提拔、重用了一批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官员，这其中不乏科举出身的官员，并未以进士出身划线。只不过在同等条件下他首先是任用自己信得过的人。他坚持的用人标准是看该官员与自己的政见主张是否一致，是否有真才实学。 晚唐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其实是两个集团在治国理政的政治态度上存在严重分歧。在牛李党争中，李德裕并没有意气用事，凡事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这与牛党形成鲜明对比。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不同。 唐晚期的藩镇割据，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矛盾斗争。如何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各种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态度，牛李两党当然不会例外。 二是李党主张对存在的社会问题要正视，加以改革，牛党则主张维持现状。唐太宗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官员最少、办事效率最高的时期。如中央政府一级，全部官员仅640多名，人少，不扯皮，效率高。这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之一。 三是李党坚决主张维护边境安全。李德裕不但主持过抵御回纥的扰边，也曾主持击退吐蕃的侵扰。四是李党反对佛教。 晚唐佛教盛行，兴建寺院，耗去大量人力物力，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历史上有名的“三武毁佛”，其中“一武”就是唐武宗（另“两武”是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积极主张毁佛的正是李德裕。 “毁佛”的结果使40多万人还俗，解放了一批劳动力。对还俗僧人分给土地，受田者按规定向政府缴纳赋税。不论是维护边境安全还是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牛党都是反对李党做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