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骂鲁迅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鲁迅骂郭沫若是“处女媒婆”“衣冠禽兽”“才子加流氓”，两人未见一面，却互怼了15年，最后却突然和解了。为何如此？ 鲁迅第一次提及郭沫若的名字，是1921年8月，他在写给弟弟周作人的信里，这样评价郭沫若，他说：“我近来大看不起郭沫若、田汉之流”。 就在这一年，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成立了创造社，社员都是文学界的少壮派。颇为值得一提的是，创造社的第一波流量，竟来自骂鲁迅。 这也难怪，郭沫若等成立创造社时，鲁迅名气已经非常大，而小鲁迅11岁的郭沫若才刚刚崭露头角。 在这种情况下，创造社想要靠自己的实力冲出去，不是不可能，只是太过于慢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想到用“蹭流量”的方式尽快冲出去，实是情理之中。 创造社将鲁迅的《呐喊》拉出来疯狂批判的结果，自然是赚足了眼球。如此情境下，看透郭沫若的鲁迅在写给弟弟的信里坦言“看不起郭沫若等”，再正常不过。 紧接着，国共两党合作，属于国民党阵营的郭沫若迅速看清大势，他迅速向鲁迅抛去=橄榄枝跟他约稿。 鲁迅此人，从来将国家大义看得比什么都重，他迅速说服自己：郭沫若的创造社激进，不代表郭沫若本人有问题。 随后，鲁迅“慨然允诺”郭沫若，会和他一起恢复《创造画报》。 然而，随着国共两党内部斗争的逐渐尖锐，创造社内部出现了很大分歧，鲁迅和创造社的关系也迅速恶化，鲁郭联合以失败告终。 至于他们最终联合失败的原因，鲁迅在1926年11月20日写给许广平的信里有具体解释，他说：“创造社量狭而多疑，一定要以为我在和他们捣乱，结果是成仿吾借别的事来骂一通。” 这里“量狭而多疑”当然也包括郭沫若，毕竟他是创造社的主成员。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到了上海定居，同月，郭沫若也到了上海。他们等于是同时生活在一个一个城市了，并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好友，此人正是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 说来，鲁郭二人也着实令人匪夷所思：他们经常约内山完造见面，且见面时间离得非常近，可他们却从未在内山这里偶遇过，而不知内情且喜欢做介绍的内山还从不介绍他们认识。 只能说：气场、频道不一样的人，哪怕是住在对面也无缘相识。 1928年8月间，已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加入了同鲁迅的论争中，他以杜荃为笔名，写了一篇名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文章，对鲁迅进行了疯狂抨击。 这篇文章里，郭沫若直接给鲁迅扣了三顶大帽子：“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在郭沫若的笔下，鲁迅几乎成了魔鬼了。 郭沫若给鲁迅扣帽子的方式，怎么说呢？就是全无证据，不摆事实，不讲道理，只使劲扣帽子、打棍子。 这一时期，鲁迅对郭沫若当然也没有好印象，他在《一只手》里讥讽郭沫若说：“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鲁迅还旧事重提，多次讥讽郭沫若的“处女媒婆”说。 两人既然关系如此不好，最终两人为何会和解，以至于郭沫若还在鲁迅死后，为鲁迅写出了极肉麻挽联呢？先来看郭沫若悼念鲁迅的挽联，内容是：“鲁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海；鲁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春。” 他还说：“鲁迅之前已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他自己后知后觉，才发现自己已然接受了很多鲁迅的思想了。 “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了。” 郭沫若在鲁迅死后评价鲁迅的话，实在过于肉麻，以至于很多人怀疑：他是因为大势才给鲁迅褒奖，或者干脆为了继承鲁迅的大旗才如此。 真实情况是，鲁迅在死前曾在谈及自己和郭沫若的关系时说：“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曾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围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郭沫若读到这篇文后大受感动，他迅速借着鲁迅谈及他们关系的话说：“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青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 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恩怨’的。” 也就是说：鲁迅死前，鲁郭已经完成了和解。 最终，郭沫若接过鲁迅左翼文学大旗，还成了称颂鲁迅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甚至建议将杭州西湖改名为鲁迅湖，将北平西山改称为鲁迅山，足见他对鲁迅之尊崇。 这里依旧有问题：郭沫若既与鲁迅未谋一面，且骂战几十年，为何鲁迅死后他对鲁迅能有如此深情厚谊呢？ 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用“不打不相识”“英雄惜英雄”来形容了。毕竟，它实在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