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问题是所有的封建王朝都要面对的问题：天下平定以后，旧功臣该怎么处理？ 这些旧功臣里面，也是分着类别的，根据“刺头”的程度不同，可以简单划分一下： 1、武将或者能统帅武将的文臣，比普通文臣麻烦，例如三朝元老、辅政大臣之类的； 2、地方上具备自己地盘的臣子，比朝廷中心的臣子麻烦； 3、异姓王，可以说是麻烦之王，是历代帝王的逆鳞，也特别危险。比如韩信、彭越、英布，看看这三位的下场哪个能好了？ 处理这些功臣们，主要方法无非两类，一是杯酒释兵权，大家和和气气，皇帝给你富贵，你交出威胁皇帝的兵权；二是暴力解决，双方打一仗或者骗进宫杀掉，你死我活，直接物理层面除掉一方。 三藩的问题就是这样棘手，偏偏清朝高层没有尽早意识到这个敏感后果，而当事者却有人意识到了，比如三藩之一的尚可喜。 尚可喜这种经过大风大浪又没有过分野心的老油条，就早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自己既是异姓王、又是独立开藩、又是武将，几个鸟尽弓藏的要素都凑齐了，放在哪朝哪代只怕都要被咔嚓了。 所以尚可喜人生的后10年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坚持不懈的请辞，以便消除朝廷的猜忌，能让自己安然养老。因此到三藩之乱前，尚可喜已经坚持辞职11次了，这就是主动杯酒释兵权的态度，以换来清廷的放心。 但清廷在削藩之前的十几年都干了什么了？基本什么也没做，坐看明朝投过来的这些军头藩王们坐大。 康熙初年，西南永历集团已经被平定后，清朝并没有像汉、唐、宋、明那样抓紧时间处理军头实力派，反而几个辅政大臣在朝堂内斗不止。 这也正是清朝在刚开国时朝廷体制还不完善的地方，假如这时候就是雍正军机处的模式，由皇帝独揽朝政，就不会让三藩问题拖到不可收拾。 清朝虽然从皇太极开始，就开始由部落模式快速向中央集权封建化转型，等于有了一套行政班子，但是旧有的部落制残余还一直存在。在旧有的部落制政体里，在地方上具备独立兵权、具备政务、军事、财务、人事权是很正常的，说到底是说管理混乱。管理不一统，这也正是清初为什么总有权臣弄权、总军头造反的原因所在。 此时清朝真正的中央集权封建化改造还不到一代人，存在旧有部落制时代意识也很正常。 而辅政的大臣们，比如鳌拜等人治理能力也很平庸，思想更是守旧，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朝堂斗争和旗务整顿上，结果就把天下太平后真正重要的事——消除地方实力派这一问题给搁置了。 任你朝堂辅政大臣被换了一波又一波，苏克萨哈也好，鳌拜也好，索额图也好，地方军头吴三桂等人，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西南的南明势力彻底平定是在康熙元年，削藩却是康熙十二年，宝贵的11年时间就这么白白浪费，等着让吴三桂等人在地方上越来越树大根深。 讽刺的是，在这11年里，恰好正是尚可喜连续告老还乡十一次的时间。连尚可喜本人都意识到这么放任下去不行，拖到后面的结果就是朝廷和自己都难看，自己想做个好人只怕都做不成了，所以才主动求着朝廷别放任自己了，可是清廷就是提早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所以撤藩的核心问题，并非清朝因为供养藩镇导致的财政支出问题，而是康熙亲政以后的治理意识比鳌拜等人领先了一个层次，意识到藩王们已经放任地太久、从而树大根深了，越往后越就是一个个西汉的异姓国、唐代的藩镇，搞不好造成又一次七国之乱或者藩镇割据，会直接拖垮朝廷，既然当初错过了时机，那现在就是退而求其次了。 也就是说，当鳌拜这种思想落后于时代的老臣们下台以后，只要康熙的理念是常态的中央集权层次，就不可能继续容忍三藩存在下去了。即便三藩的几位王爷提出自力更生、地方财政供养自身而无需朝廷出一分一毛，康熙也不会答应，这种潜在危机就不是钱的事，上层建筑的危机，给多少银子都不管用。 所以这时候对于藩镇王爷们来说，摆在眼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像尚可喜那样主动接受杯酒释兵权，回京城或者另选一地养老，朝廷给个空的侯爵招牌；二就是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像吴三桂那样造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至于这些王爷们是不是想替朝廷着想，是继续花着朝廷的钱，甚至主动给朝廷交保护费，都不重要了。 只不过讽刺的是，吴三桂年纪大了，精力衰弱、老迈不堪，起兵没两年之后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过一把称帝的瘾就走了，而接下来又是乌烟瘴气打了好几年。 早知道吴三桂这么快就走，倒还不如按照鳌拜的拖延策略耗下去，熬走吴三桂再收拾他后人，也省得平叛8年打得鸡飞狗跳，消耗了无数军费。也由此可见康熙的军事实力实在不行，入关没多久八旗骑兵就没战斗力了，对付三藩叛乱都险些被对方翻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