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的中国文坛，有人化名 “杜荃” 写文章，把鲁迅骂成 “封建余孽”，最后还撂下四个字：“衣冠禽兽”。这四个字够狠的，明着暗着说鲁迅表面正经，内里不堪。消息一传开，圈内人都愣住了：敢这么骂鲁迅的，到底是谁？没等大家猜多久，就有人扒出来，“杜荃” 不是别人，正是同为新文化运动代表的郭沫若。

所有人都等着看鲁迅的反应。要知道，鲁迅的笔杆子向来犀利，骂起人来不留情面，可这次他却没写长篇大论，只在后来的文章里轻描淡写加了一个字，用五个字回了过去：“才子加流氓”。就这五个字，让不少人拍案叫绝 —— 既没否认郭沫若的才华，又点透了他骨子里的毛病，世人后来常说：“这五个字，真是把郭沫若写透了。”

说起来，鲁迅和郭沫若的恩怨，早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俩都是新文化运动里的响当当的人物，可路子却完全不一样。鲁迅爱写杂文，笔尖像手术刀似的，专挑社会的病根、人性的弱点戳，他总说 “文学要为人生”，要帮老百姓看清现实。郭沫若呢，更爱写浪漫主义的诗，《女神》一出来，火得不行，他主张 “为艺术而艺术”，觉得文学就该自由抒发情感。

1921 年，郭沫若跟郁达夫等人凑了个 “创造社”，一边写文一边办刊物，慢慢就跟鲁迅的主张对上了。创造社的年轻人总说鲁迅 “思想老了”“跟不上时代”，鲁迅也不客气，写文章回应，说他们 “只讲艺术不讲现实，是空中楼阁”。一来二去，笔墨官司就没停过，可谁也没想到，郭沫若会直接用 “衣冠禽兽” 这种人身攻击的词。

其实郭沫若骂鲁迅 “衣冠禽兽”，无非是想暗指鲁迅思想保守，跟不上他眼里的 “革命潮流”。可他忘了，自己在私生活上的事儿，早就被人议论纷纷。他早年娶了发妻张琼华，没几天就嫌人家长得不好看，跑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又跟佐藤富子好上，生了五个孩子，结果国内局势一变，他说走就走，把人家母子丢在日本；等佐藤富子带着孩子漂洋过海来中国找他，他却躲着不见，那时候，他早已有了新的伴侣。

鲁迅的 “才子加流氓” 五个字，就是戳中了这一点。他没跟郭沫若争 “艺术该不该为人生”，也没辩自己是不是 “封建余孽”，只轻轻一提 “才子”，承认郭沫若确实有才 ——《女神》里的诗句，谁读了都得说声好；再补上 “流氓” 二字，把郭沫若始乱终弃的事儿点出来，不偏不倚，却比任何狠话都管用。

后来两人的分歧，还不止在文学和私生活上。鲁迅虽说倾向进步，却从来不当 “应声虫”，不管对谁，只要做得不对，他都敢批评。可郭沫若呢，立场总跟着变。1930 年代他在日本流亡，还写过诗赞美日本天皇，跟鲁迅的 “硬骨头” 比，差得不是一点半点。鲁迅后来在文章里不点名批评：“有的‘革命文学家’，今年颂这个，明年就骂这个，跟翻书似的。” 明眼人都知道，这话是说给谁听的。

更让人唏嘘的是，1936 年鲁迅去世后，郭沫若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不仅不再批评鲁迅，还成了 “鲁迅研究者”，1940 年写《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把鲁迅夸成 “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有人想起当年他骂鲁迅 “衣冠禽兽” 的事儿，再看他如今的文章，都觉得有点讽刺 —— 早干嘛去了？

后来文学史家王瑶说过一句话，特别到位：“鲁迅的批判具有普遍意义，骂的是国民性；郭沫若的批评常常带着个人情绪，骂的是个人。” 这话点透了两人的格局。鲁迅骂人的时候，想的是唤醒更多人；郭沫若骂人的时候，更多是为了争个你高我低。就像那次 “四字对五字” 的交锋，鲁迅只用五个字，就把郭沫若的意气用事、表里不一给道破了，也难怪世人会说 “这便是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