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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地追偿户外救援费用,“光盒饭就吃了十万块钱”

2026年5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小刘身穿红马甲,站在深圳大鹏鹅公村的登山口前,向每位登山者递上安全提示卡。就在一周前,他和

2026年5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小刘身穿红马甲,站在深圳大鹏鹅公村的登山口前,向每位登山者递上安全提示卡。就在一周前,他和一位女伴被困在附近山野的未开发区域中,多个部门展开一场四个小时“海陆空”立体救援,最后用搭载红外设备的无人机确定了他们的位置。

这被视为国内又一起以公益服务代偿救援费用的案例。但鲜有人知的是,救援小刘和女伴的过程中,为了靠近礁石区域,租用了民间船只,租金两千多元。小刘获救后,工作人员希望他们能承担这部分费用,可小刘实在囊中羞涩。

小刘说自己刚来深圳务工,还没找到住处,行李都寄存在火车站,他是在火车上临时决定到大鹏新区爬山,同行女伴甚至穿着一双拖鞋。关于船只租金的沟通持续到后半夜,小刘只能承担几百元的费用,最后商定其余部分以担任三天志愿者作为“公益代偿”。

这件事几乎集齐了当下户外遇险的所有争议元素:一次准备仓促的出游,一场颇费周章的救援,以及一笔难以追偿的费用。

小刘以志愿服务的方式进行公益代偿

为追偿制定费用标准

在小刘担任志愿者一个月后,一份《户外登山涉险及追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出现在深圳大鹏新区管委会的网站上。其中明确,旅行者违规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遇险,相关救援主体可以向他们追偿费用。

在此之前,国内已有多个户外遇险高发地区,出台了类似的追偿办法,但多未明晰具体费用该如何计算。相比之下,深圳大鹏进一步明确了追偿费用的标准,包括劳务、交通、食宿和装备等方面。例如,劳务费按8小时计算单位工日,每工日180元;餐费参照深圳党政机关差旅费标准据实计算,每天不超过100元;装备费则参考相应的租赁价格。

大鹏新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相关费用核算标准来自《广东省灾害事故应急救援补偿办法》,出台于2024年,当时主要为灾害事故的抢险救援提供保障。工作人员强调,此次公示的追偿办法,只针对参与救援的社会力量,暂不包括军队、武警、消防和其他事业单位队伍,“这是考虑到政府队伍的性质,毕竟有财政负担工资”。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大鹏新区依山傍海,近年来出现了多条热门户外线路。随着到访驴友的增多,遇险事件也随之频发。据大鹏新区应急管理局的数据,仅 2025 年,大鹏新区处置山地救援 198 宗,出动救援人员 3465 人次,安全救助 412 人。

前述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坦言,一次救援至少要四五个小时,有时一晚会出现三四起求助。长期以来,相同地区频繁的重复救援,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也带来了不小的财政负担。2023年,为了找到一名70多岁的失联者,大鹏新区曾投入1000多人次,持续搜寻了一个月。“光是救援队伍的盒饭,就吃了十万多块钱。”

她透露,类似花销大多由属地政府负担,其中也包括一些救援中租用设备的费用,“有些救援要租用企业的直升机,一个航时就是两万块钱”。

深圳公益救援队的队长石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他们会接到三十起左右户外求助,一些情况简单的,靠电话指引就能脱困,但还有些现场救援要二三十人参与,油费餐费加起来就是几千元,如果是持续十多天以上的搜救,花销可能在几万元,这还不包括装备的损耗。

目前,大鹏新区的追偿办法仍在征求意见阶段,后续还会参考专家意见并进行听证。工作人员表示,可以明确的是,追偿仅针对违规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的旅游者,并且一定会遵循“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坚持先救援后追偿原则。

获救驴友向北京市昌平区捐赠救生衣

追偿的依据在哪

大鹏新区追偿办法的上位法依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二条,“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在大鹏新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看来,追偿办法是对法条中“应当承担”的费用,做出了“最窄范围”的解读,“已经是一个非常低的标准了”。

这也是很多地区尝试救援追偿时所引用的法条。2024年10月,江西百丈山为了救援5名失联驴友,出动近千人搜救十余小时。事后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省高院、省检察院等多个部门会商,是否可以依据旅游法对获救者追讨费用。

当时有人提出,以火灾为例,消防救援不收取费用,但如果是因个人过失导致火灾,同样要承担其他的法律责任,甚至是刑责。会商最终还是否定了政府就公共救援向旅游者追偿的可能性,仅把调动第三方力量、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失等费用纳入了追偿范畴。

大鹏新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透露,在编制这份追偿办法时,他们曾向深圳市司法局征询意见。司法部门给出的建议,也是先以社会救援力量作为主体来实施追偿。这是很多地区倾向的费用去向,2026年3月,北京市门头沟区将首笔追偿的1万余元救援费用,交由蓝天救援队,用于采购装备、补充物资。

石欣却觉得,即使是民间力量,这笔钱也拿得有些“烫手”。首先是如何界定获救者存在违规,一些自然保护区法律明确禁止入内,一些景区有自己的管理规章,介于这中间的大片未开发区域,是否有足够的法律支撑不允许进入?而且民间救援队成立的目的,是以专业的能力无偿帮助受困者,“收获救者的钱,总感觉有些违背初衷”。

对于该如何看待户外救援的公益属性,清华大学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的观点是,不能将公益简单等同于免费,“这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分一块的蛋糕”。

在贾西津看来,无论政府还是公益组织,救援时的花销来自税收或是捐赠,使用的都是公共资源。公共资源必须用于公共支出,比如针对自然灾害的救援,“但如果为了某些人自己的过失承担费用,则可能激励更多人不对自己负责”。

对于户外救援公益性以及收取费用的认知,存在着明显分歧。2024年江西百丈山救援后,政府部门核算出十万多元的费用,获救驴友很难接受,双方最后商定的追偿数额是两万元。一名获救者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们虽然签订了《具结悔过书》,但这更像是与政府达成的一种默契,不是处罚,是对救援的感谢。

当下,大鹏新区在公示追偿办法的同时,已在救援中开始尝试。在小刘之后,近日当地又完成了一笔5000元的救援追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透露,经过他们的解释,获救者很爽快地支付了这笔费用。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就追偿办法的强制效力与上级部门有过沟通,在先行尝试的前提下,不排除市一级条例也会增加救援追偿的内容。在他们的设想中,政府部门主要在追偿沟通中扮演一个“协调者”的角色,“目前追偿仅针对社会力量,但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支持,可能还是会有些难度”。

追偿之外还能做什么

大鹏新区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在今后的实践中,仍会考虑获救者的实际情况,将追偿费用、捐赠物资和公益服务结合起来。追偿费用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而是希望以此宣教警示,让更多人重视户外运动安全,减少此类险情的发生。

至少从小刘的案例中,他吸取了教训,在等待救援看到无人时,他几乎要哭出来了。“他一再表示,以后绝不会再这么鲁莽上山了。”工作人员说。

针对小刘追偿的“折中”处理不是孤例。2025年,北京市昌平区在完成两起救援后,考虑到获救者主动承担责任,最终以他们捐赠280件救生衣作为追偿,总价值约3万元,而这两起救援的总成本超过15万元。

回看此前多起救援追偿,最终的金额往往不能覆盖全部救援成本。收钱、捐物,还是公益服务?一位基层应急部门工作人员坦言,如果站在他的立场上,还是倾向于收取费用,“这样才能疼,才能长记性”。

在他看来,越来越多的户外遇险,实在让他们疲于应付。应急管理部门是事后处置部门,一些前瞻性的预防措施并不在他们的权责之内。

据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截至2025年4月,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已经突破4亿人。在某社交平台上,徒步类笔记点击量已经超过了160亿。

大鹏新区此次公示的追偿办法中提到,鼓励户外活动参与者购买包含救援的保险。这与多位受访专业人士的观点相应和,在户外人数激增的今天,这类保险产品已经有了存在的基础。

石欣说,国内目前尚缺少专门的户外救援险,以他在国外徒步的经历,进入例如阿尔卑斯山这类区域,必须强制购买保险,“否则救援费用不菲,还可能动用直升机”。

中国户外金犀牛奖最佳背包客得主、知名户外博主张诺娅也提到,以她在美国、新西兰等地徒步的见闻,一些地广人稀的区域,包含直升机救援的保险应运而生,每年缴纳十几美元的费用后,按下通信器上的SOS按钮,就能获得免费的直升机援助,至多承担一些油费。

在张诺娅看来,我国在高海拔登山、攀登、越野跑等项目上,已经与国外高度接轨。相比之下,户外徒步的门槛低,很多人“自学成才”,反而忽略了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

张诺娅说,在美国,户外教育通常始于幼年。孩子们在暑期被送去学习搭帐篷这类户外技巧,学习无痕山林原则,也学习“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户外安全理念。

她经历过一些知名海外徒步线路,以最小“侵入”自然的方式为徒步者提供支持,比如在山林中,用一个很简单的油漆箭头指明方向;在入口设立登记簿,供徒步者写明进山人数和计划的行程。还有些线路设立了“山屋”,提供最基本的住宿和水源。

并非没有“禁入”区域,像是存在地质隐患的区域,以及出于生态涵养的目的。“可能为了保护一片苔藓,有那么十平方米的面积就不让人踩。”张诺娅说。

同样也存在罚则,而且更加细致。除去擅闯“禁入区”,类似破坏树木甚至是捡拾地上的木头生火,被发现后都会罚款。张诺娅和同伴曾在黄石国家公园被罚款150美元,因为他们没把吃剩下的食物放在专门的盒子里,气味可能会吸引来黑熊。这背后的逻辑是,黑熊如果习惯了人类食物,可能会攻击人类,导致它们被杀死。为了保护黑熊,要减少它们与人类的接触。

石欣透露,2017年时,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户外险情,深圳相关部门就曾考虑出台类似的管理办法。座谈时,他提出的建议是,对热门户外线路实行分级管理,难度大的,要求一定户外经验才能进入,同时测算每条线路的承载量,尝试预约制。

“还可以引入专业的向导,形成一定的商业价值。”石欣说,类似的规范举措,不仅能减少户外事故的发生,也许还会提供一种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将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从疲于应付的救援中解放出来。“行政手段可以倡导督促,但一个社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用社会化的方式解决。”

作者:刘汨

编辑:胡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