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识宇

民国二十五年深秋的一个雨夜，广西梧州的一栋旧式阁楼里，四十七岁的王亚樵最后一次整理衣冠。

镜中人早已不是当年上海滩那个“暗杀之王”的模样，他鬓角斑白，眼神却依然锐利如刀。

他即将赴一场生死之约，约他的是好兄弟余立奎的小妾，也是被他视如亲妹的女人——婉君。

窗外雨声如泣，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在上海滩初识余立奎时，对方跪在地上对他说的那句话：“九爷，我这条命从此就是您的。”

他笑了笑，终究没有带枪。

没能想到，这个被蒋介石悬赏百万光洋、令戴笠彻夜难眠、让杜月笙宁可吃哑巴亏也不愿招惹的枭雄，最终死在了他最看重的“义”字上。

当特务的五颗子弹穿透他胸膛时，他手里还攥着要给婉君的安家费。

这个结局像一出讽刺的戏剧，却真实地发生在这位民国第一刺客身上。他的一生都在算计别人的生死，最后却算漏了人心。

王亚樵的恐怖声望，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是个禁忌。国民党特务头子沈醉晚年回忆时，用了句惊心动魄的话：“人人都怕魔鬼，可魔鬼怕王亚樵。”

这不是夸张。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死在他策划的暗杀行动下的军政要员、汉奸特务、日本军官，多达数十人。他的暗杀名单上，蒋介石的名字排在第一，汪精卫紧随其后。

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那个跺跺脚能让黄浦江倒流的人物，在“江安号”轮船纠纷中，也被王亚樵逼得亲自登门道歉。

杜月笙对心腹说：“咱们是求财，那是个求命的。钱丢了我心疼，命丢了我连心疼的机会都没有。横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王亚樵！”

但这位让黑白两道闻风丧胆的杀手之王，起家时不过是个安徽合肥乡下来的穷苦工人。

辛亥革命那年，他揣着一腔热血来到上海，在码头扛包，在工厂打铁，夜里睡在臭烘烘的工棚里。

他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本可以靠这个谋生，却偏看那些欺压工人的资本家不顺眼。他组织工人罢工，领导工人与资方谈判，很快在底层劳工中树立起威望。

然而，在那个年代里，你手上没枪，就永远受人欺负。

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最极端的路。在上海闸北的棚户区，他成立了“斧头帮”，成员全是码头工人和失业苦力。武器就是日常劈柴的斧头，可以藏在腰间，出其不意，近身搏杀。

这个帮会不像青帮那样讲究辈分规矩，唯一的信条就是“为穷人出头”。成员之间互称兄弟，帮主就是王亚樵，大家尊称他为“九爷”。

一九二三年秋天，斧头帮第一次震动上海滩。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这个鱼肉百姓、镇压工人的刽子手，在南京路大世界门口被两个青年用斧头劈死。血溅五步，凶手从容离去。

此案成为悬案，但上海滩的权贵在私下都传是“那个姓王的安徽人”干的。从此，王亚樵的名字开始与死亡挂钩。

真正让他成为民国头号刺客的，是一连串针对国民党高层的暗杀。

一九三一年六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避暑。天气炎热，他常在含鄱口散步。那天清晨，两个“游客”忽然拔出枪，子弹擦着蒋介石的耳边飞过，打死了身后的警卫。蒋在卫队的拼死掩护下跳进草丛，狼狈逃脱。事后戴笠查案，发现刺客是斧头帮的人。

蒋震怒，悬赏十万大洋要王亚樵人头。这钱在当时能买下半条南京路的商铺，却没人敢领。

两年后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开幕式后，委员们列队合影，汪精卫站在第一排。一个青年记者模样的人突然冲出人群，举枪就射。汪连中三枪，倒在血泊中。虽然侥幸活命，但一颗子弹留在体内，九年后引发骨髓炎要了他的命。

刺客被当场抓获，咬破衣领里的氰化钾自尽。

后经调查，此事也是斧头帮所为。他们本来的目标为蒋介石，因为蒋没有到场，所以临时改为了汪精卫。

这两次刺杀让蒋介石彻底失眠了。他把悬赏金提高到五十万，后来又加到一百万。这个数目简直荒谬——蒋介石自己的脑袋在日本人那里也不过标价三十万。

他找来戴笠，限令三个月内必须抓住王亚樵。戴笠接到命令时，脸色发白。

蒋介石不知道，这位军统头子早年在上海滩流浪时，曾拜在王亚樵门下学过拳脚和枪械。王亚樵对他有半师之谊，还救过他的命。

一九二四年，戴笠在赌场出千被人追杀，是王亚樵出面保下了他。

如今，师徒必须生死相见了。戴笠派出的特务遍布上海租界，甚至渗透到斧头帮内部。

可王亚樵像条鱼，总能在网收紧前溜走。他熟悉租界的每一条暗道，每一个掩护身份。今天他是绸缎庄老板，明天就成了教书先生。上海滩流传着一句话：“见王不如见鬼，见鬼还能烧香，见王只能等死。”

王亚樵不只是个单纯的杀手，他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反蒋抗日。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在上海与日军血战。王亚樵的斧头帮成了民间抵抗组织，暗杀汉奸，破坏日军补给。

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天长节”祝捷大会，庆祝天皇诞辰。王亚樵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一击。

他收买了一个朝鲜革命党人尹奉吉，在主席台下安置了炸弹。当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登台致辞时，炸弹引爆。白川被炸得血肉模糊，三天后毙命。同时被炸的还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炸断了腿。

这一炸，让日本人把王亚樵称作“人间魔鬼”，悬赏金额超过蒋介石。上海市民却私下放鞭炮庆祝，称他是“抗日英雄”。

在他最风光的那些年，上海滩形成了奇特的“恐怖平衡”。

青帮、洪门、国民党特务、日本间谍，四方势力交织，却都不敢惹斧头帮。

最典型的是“江安号”事件。杜月笙的门徒张啸林之侄张延龄扣押了王亚樵的一艘轮船，王亚樵当晚在张宅埋炸药，炸掉了一堵墙，并扬言“还有第二颗”。杜月笙闻讯后，亲自出面，给王亚樵赔礼道歉。

但历史没有给这位暗杀之王一个完美的结局。

一九三六年，戴笠亲自带人追到香港。王亚樵在香港的据点被端，死伤数人。他被迫逃往广西，投靠李宗仁、白崇禧。

此时的他，已是穷途末路。手下或死或散，经费断绝，连像样的计划都难以实施。

但他仍然不肯投降。蒋介石通过中间人传话：只要归顺，既往不咎，还给高官厚禄。

王亚樵回绝得很干脆：“我杀他两次，他岂能真恕我？不过是想把我骗回去，千刀万剐罢了。”

致命的转折点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他手下大将余立奎不幸被捕，余的小妾婉君带着两个孩子逃往梧州。王亚樵念及兄弟情义，派人接济，还打算给她一大笔钱安顿生活。

婉君却早已被戴笠收买。她写信给王亚樵，说余立奎托她带话，需当面跟九爷讲。有人劝他别去，他却摇头道：“立奎跟我十年，为我挡过子弹。他老婆孩子落难，我不能不管。”

于是，他去了约好的地点，那是一栋偏僻的民房。门一开，里面没有婉君，只有十几支枪对着他。他身中五枪，特务怕他装死，又补了三刀。

一代暗杀之王，就这样倒在血泊里。他死后，婉君也被特务灭口，尸体扔进西江。戴笠接到报告时，长出一口气：“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王亚樵的死讯后来传到上海滩，杜月笙沉默，特务们举杯，日本人手舞足蹈……

王亚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因为他的手段极端，不在乎伤及无辜，他的“革命”充满血腥。

但没人能否认，在那个国民党腐败、日寇入侵的年代，他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穿了权贵的虚伪面具。

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反独裁、抗日寇、为穷人出头。

他重情重义，对兄弟肝胆相照，对背叛者却绝不手软。他始于“义”，终于“义”，也因“义”字令人唏嘘不已。

但当暴力耗尽，当被亲信背叛，他才发现自己除了那一腔热血，什么也没有留下。

他没有建立政党，没有留下主义，没有培养接班人。他像一颗流星，划破民国的夜空，燃烧得剧烈，消失得彻底。

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当汪精卫在1944年死于日本名古屋，体内那颗子弹最终要了他的命时，人们想起了九爷。

当日本投降，白川义则之死被列为抗日重大事件时，人们又想起了那个斧头帮帮主。

他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定义的人。他是刺客，是黑帮老大，也是抗日义士；他残酷无情，却又重情重义；他制造了无数死亡，却也在试图拯救一个时代的沉沦。

也许，就如前文所言，“枭雄”是最合适他的词。

参考资料：《王亚樵传》《上海斧头帮》《戴笠全集》《民国暗杀王》《杜月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