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的雨里藏着个未投进的三分球。

11月的风把山大经济学院的微信群吹得安静，一条“黄老师走了”的消息像片湿冷的叶子，贴在每个人的屏幕上。

没人敢接话，只有系统自带的蜡烛表情，一排一排往上堆，像在给某个未结束的故事画省略号——62岁，胰腺癌，从确诊到离开就一个暑假的功夫，快得像一场没醒的梦。

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黄少安这一辈子，最会把“不可能”掰成“我能行”。

17岁那年高考踩空，分数够重点却掉进了邵阳师专的门槛，换别人早躺平了，他倒好，扛着课本去了乡下中学，把全县垫底的班带成了全市黑马。

学生说他“像给差生打了一针‘不认命’的鸡血”，他笑着拍桌子：“命是用来改的，不是用来躺的。”

后来去党校教书，白天给基层干部讲马列，晚上啃西方经济学，笔记本写得像蚂蚁搬家，字小得要眯眼才能看清。

1994年，32岁的他带着“土味经济学”冲进山大，直接当上正教授，破了校史纪录。老教授们看他像看个突然蹿高的后生：“这小子，不讲武德。”

他的学术“打法”确实“不讲武德”。

上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学还在跟计划经济的影子较劲，他偏要搞产权，把“谁家的地、怎么分、分了归谁”这些接地气的问题，揉进数学模型里，写成《产权经济学导论》。

书一出版，火得不行，200多所高校抢着当教材，销量直追金庸的武侠书。有人酸他“土味理论”，他笑笑：“土就对了，中国的地不种洋庄稼，种自己的种子才会发芽。”

学生管他叫“黄老板”，不是因为有钱，是因为他发的“思想工资”比真金白银还管用。

研究所的小二楼，木门掉漆，走廊堆着纸箱，里面全是学生的论文草稿。

他改论文像批改高考作文，红笔涂得跟滴血似的，却舍得把国家重大项目的经费全用来买数据库。

自己出差住如家，早餐多加个蛋都要琢磨半天：“经费要花在刀刃上，数据库是给学生的‘武器库’。”

三十多个院长、学科带头人从那栋破楼里走出来，个个都带着他的“土味后遗症”。聚光灯下念致谢词，一半人第一句就是“感谢黄老师没让我饿死”——他给的不仅是学问，还有一口“继续往前跑”的底气。

有个学生毕业时没钱租房子，他塞了两千块：“先住着，等发了工资再还，利息算思想汇报。”

黄家四代都是教书的，曾祖父在邵阳办了第一所新式学堂，祖父背着竹篮收学费，竹篮底刻着“读书不是逃土地，是让土地长出新人”。

黄少安把这句话钉在客厅墙上，女儿黄乃静去美国读博，他送行时就说了一句：“别学一身洋气忘了本。”

如今女儿在中央财大，发论文、拿青基，回家仍被他喊“小黄”，改英文稿时毫不留情：“洋文可以炫，但思想得落地，别让模型飘得跟断线风筝似的。”

今年6月，他陪外校专家爬泰山，下山时腿软得像煮烂的面条，以为是累的，结果体检报告给了个晴天霹雳——胰头占位，晚期。

那天他照常去办公室，把在研项目的经费本一页一页撕下来，贴好发票，像给每笔钱找好归宿。

5个月里，化疗、止痛药、ICU，他瘦成了一把旧折扇，最后一次清醒时，抓着学生的手问：“我那只篮球气还足吗？”学生憋着眼泪点头，他笑了：“别让它饿着，跟养孩子似的。”

11月15日的追思会，济南飘着细蒙蒙的雨，没挂横幅，只摆了一张他投篮的照片。黑框眼镜，牙咬着下唇，像在跟命运耍假动作。

学生上台念悼词，念着念着自己先笑了：“黄老师交代，别哭哭啼啼的，他要是听见，肯定说‘眼泪的折现率太高，不划算’。”

走出校门，经十路的车流像一群急着投篮的蚂蚁，外卖电动车擦着尾灯呼啸而过。

黄少安常说，中国经济就是一辆改装摩托，发动机是制度，油门是产权，离合是交易费用，得随时调，才能不熄火。

如今他提前下了车，把扳手递给别人，自己钻进了夜色，留下一串尾气，呛得人眼眶发热，却也让后来人看清了前路——原来学术可以这么活，原来人可以这样活：不认命，不躺平，把每一次滑档都当成起跳，把每一道裂缝都当成出口。

雨停了，球场的灯亮了。那只旧篮球还在，拍一下，声音闷而稳，像在等某个未归的人。

学生捡起球，站在三分线外，学着他的样子，牙咬着下唇，起跳，出手——球划了道漂亮的弧线，“咚”地掉进筐里。

风里飘来句话，像某个熟悉的声音：“好球，这才像我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