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明治维新到日本战败
（一）日本法西斯的崛起
日本直到在19世纪初，还是个与世隔绝、跟外部世界不相往来的封建国家，由军事独裁集团——幕府将军、大名和跟随他们的武士们统治将近700年之久，天皇只是象征。德川家康从16世纪末期起入主幕府，施行长达260余年的锁国统治。
1853年，锁国政策被美国海军准将培里（Commodore Mathew C. Perry）率领的坚船利炮突破，日本被迫对外开放。幕府在“黑船”威力下节节退让，西方资本主义伺机入侵，德川幕府受到日本社会讨伐，使日本陷入政治危机，导致15年后幕府的倒台。
1867年孝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被反幕武士们推翻。1868我已经把这些图片里的文字完整转录出来了，按页码顺序整理如下：
年，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交出政权，孝明天皇之子睦仁即位，改年号为“明治”，发布“王政复古”诏书，治国大政归还天皇，从此天皇从象征式的统治者变成实质的统治者。明治政府励精图治，定东京为首都，聘用外国人来日教导，派使节团赴外国考察学习，只花了50年时间便把封建的日本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日本人向来以为他们的国体、民族是独一无二的，是神造的，天皇是神的直系子孙，服膺所谓“万世一系天壤无穷”。因此以一岛国，竟能战胜庞大的中国（1894甲午战争）和俄国（1904日俄之战），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日本天皇政权的对外扩张意识。朝鲜和中国东北的资源，早就被日本虎视眈眈。1910年，日本开始吞并朝鲜，先以伊藤博文任统监使之沦为附庸，再派寺内正毅为朝鲜总督予以统治。吞并韩国之后，侵略的矛头便指向中国。1915年，逼迫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从此以帝国主义的面目横行东亚，逐渐与英、美、法、德等在亚洲享有既得利益的国家发生利益冲突。这时的日本，已不再是任由西方列强欺辱的小国，而自认应脱离亚洲加入西方强国之林，由先进的日本来支配落后的亚洲。
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皇太子裕仁继承皇位，改年号“昭和”，此时主张侵略扩张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蠢蠢欲动。1931年，昭和登基第6年，松冈洋右（外交官，满铁副总裁，后来的外务大臣）在《动荡之满蒙》一文中曾经大言不惭地写道：“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来说，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此种以他国的资源当作本国国防和经济命脉的谬论，足可反映日本政客侵华思想的霸道。
半年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1933年，国联决议要求日本撤出中国东三省，松冈率领日本代表团悍然退出国联，已是日本军国主义不顾国际正义，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前兆。
主张扩张势力的极右军人成功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法西斯军人气焰益发高涨。1932年枪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士兵刺杀首相冈田启介（乱中逃脱）、内大臣斋藤实及藏相高桥是清，重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及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的“二二六事件”，就是内阁企图采取不扩大方针以抑制陆军过激行动，引起法西斯军人仇视而被暴力推翻的例子。其后的首相即被震慑得放弃政党政治，以“举国一致”的内阁直接听命于军部。
法西斯军人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打倒财阀，企图通过暗杀或流血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以改造国家，此即所谓“皇道派”；另一派则主张争取财阀的支持与合作，并加强对军队的统治以达到控制内阁、实现法西斯独裁的目的，即所谓“统制派”。前面所说的两次刺杀首相事件便是皇道派的杰作。但他们的莽动为统制派借机制造了平息政变有功的机会，进而要挟内阁，操纵人事，实行独裁政治。1941年主导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就是统制派的领袖之一。高宗武就东条的崛起，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分析法西斯思想对于当时日本政局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狂热扩张分子一步步把日本人民推向灭亡之路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抗战到底与“低调俱乐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6年之间，日本处心积虑欲图中国的野心日益明显。从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之战”、3月伪满洲国登场，1933年热河进兵、山海关陷敌导致《塘沽协定》，1935年华北天津暗杀案引出《何梅协定》，到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企图以“经济提携”促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央的“华北自治运动”等种种伤害我国的行为，其欲割裂中国版图然后分而治之的阴谋，暴露无遗。日本施予中国日甚一日的政治羞辱与军事压力，引起中国朝野一致同仇敌忾，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达到抛头颅洒热血，不惜一战的程度。
1937年7月7日，日本驻屯军部队在北平市郊卢沟桥挑起事端，中日战争爆发，中国随即展开全面抗战。日本侵华之初，曾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不料遭到中国军队的强烈抵抗，伤亡惨重。日本政府见军队陷入泥淖，亟欲抽身，遂改用和谈谋略，冀求早日结束战争。中国方面，上海、南京、广州相继失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斡旋失败，军事濒临严重逆转，国家大局危疑震撼之际，也出现透过谈判解决战事以减少人民生灵涂炭之苦的论调。
抗战初期，一些对抗日前途忧心忡忡的教授们，时常聚集在一起谈论局势。他们认为政府高喊“长期抗战”、“焦土抗战”是“唱高调”，逐渐形成一个议论时政的小团体。胡适戏称他们的论调为“低调”。陶希圣在《八十自序》中写道：“抗战爆发之初，日军所谓木根津轰炸机屡次空袭南京，均为中国空军所击败。南京中山西路湾周佛海宅有空洞可容十余人起坐。中枢党政朋友往来集聚其间，论及战况，事本平常，有称之为‘低调俱乐部’者。”邦克在书中提到高宗武的说法，最为传神：
胡适来高宗武家中午餐，在座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还有高的友人和同事萧同兹、程沧波。胡向高寒暄：“高先生有何高见？”高答曰：“我的名字可能‘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从此几个赞成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之人的聚集之所，得了个“低调俱乐部”之名。
其实有“能和则和”想法的，大有人在。七七战事发生不久，胡适就曾鼓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积极打通对日外交路线，并向蒋介石力荐高担此大任。他说：“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胡适1937年7月30、31日日记）。蒋介石曾于31日下午召见高宗武。
8月6日，陶希圣与胡适联名密陈国是意见，由陈布雷转呈蒋委员长。陶建议采取“一刀两断”的作法，即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并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不轻启大战，亦不避免大战，以避免因大战而耗尽国家统一与现代化的力量。胡适则建议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日两国间一切悬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建立两国间之友谊与合作，以建立东亚的长期和平。”
陈布雷在致蒋介石的签呈中写道“……所言或未必有当，而其忠诚迫切，不敢不上闻……”陶、胡二人提出的这种倾向避免战争，通过外交手段谋求和平的方案虽然未被蒋介石立即采纳，但次年2月高宗武被派往香港，9月胡适奉派出任驻美大使，这些举措似不无受到该建议的影响。
高宗武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之命，前往香港刺探日本情报。
（三）高宗武：和平运动的先驱者
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人，留学日本八年，先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科，后转入东京帝大，1931年结束学业归国。回国后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关于日本问题的文章，对日本政经与军事情势作细致分析，引起各方注意，随即被报馆特约为日本问题专栏及社论撰稿人，同时被聘为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颇为欣赏高所写的有关日本问题之分析，特予延见长谈。次年，高进入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研究。1933年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延揽，进外交部任日本问题研究员。1934年初奉派赴日本考察，回程时又往伪满观察状况，返回南京后将考察所得呈报外交部及蒋委员长。5月任亚洲司科长，6月升亚洲司副司长，9月奉派往北平协助谈判伪满通邮案。1935年升任亚洲司司长，这时他还不满30岁。
高宗武的从政生命很短。他的事业高峰是1934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三年。这三年之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对日交涉，大大小小的谈判几乎占据了他全部时间。他在亚洲司副司长任内，以邮政总局主任秘书的身份协助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谈判关内外通邮事务。虽然谈判成果并不理想，但高宗武坚守中央训令毫不退让的态度，获得敌我双方出席代表的肯定。高也因此声名大噪。
其后，高参与了由四川成都和广东北海日人被袭两事件所引起的中日谈判。谈判内容牵涉甚广，双方剑拔弩张，几乎导致兵戎相见。高宗武在这轮谈判中益形沉着应付，手段成熟，获得蒋委员长的信任。
抗战军兴之后，蒋介石采纳胡适的建议，命高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以军事委员会官员的身份，去香港以日本研究所为掩护，刺探日本的和战动向。高从香港秘密去了一趟东京（1938年7月2日横滨登岸），见到几位主导诱降中国的首脑人物。日本人表示，政府既已公开声明“不以重庆为对手”，中国必须换人来谈判和平，而国民党的第二号领袖汪精卫是最好的人选。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带了亲信从昆明飞河内时，高还在香港。日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内容与前次所承诺的条件差距甚大，汪大为紧张。为了探听日本人的真正意向，他派高宗武再访东京（1939年2月21日长崎登岸）。高在东京见到几位重量级的人物，但得到的结论是他们说的是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高回香港后写了一份报告给汪，强烈表示日本人没有诚意，不可一厢情愿。
恰在此时（1939年3月21日凌晨），重庆枪手侵入汪在河内的住家，本欲刺杀汪，却误杀了汪最为依赖的亲信曾仲鸣。汪气急之下一头栽进日本人的诱降罗网。1939年5月6日汪乘日本轮船“北光号”（按：原文作“北满号”）到了上海，高从香港赴上海与汪等人会合。从此，高即身不由己，政治生涯从此走向下坡。
在和汪相处的7个月时间里，高逐渐看透了日本人诱降的欺骗手法，以及欲灭亡中国的野心。他曾经多次力劝汪罢手，即使他把密约拍照秘藏之后，仍在劝汪悬崖勒马。他向汪提出三条出路：上策，立即出国公布密约；中策，搬到法租界不问世事；下策，留在日租界做个顺民。无奈汪此时已经骑虎难下，根本无法考虑高的任何建议。高早就想离开上海了，而且在杜月笙手下的协助下做了部署。
1939年12月30日，汪在密约上签下了名。高没有出席，发现陶希圣也借故生病没有出席。当晚他去陶宅，用试探的语气探问陶有何打算，此时陶已决定出走，同样试探高。两人默契相通，当下决定相偕出逃。这是“高陶事件”中最具戏剧化的情节。
高到香港不久，随即远走美国，在彼邦隐居数十年。
研究高宗武早年从政事迹，似乎可以从先后不同的两个角度着眼。其一是自日本学成归国进入国民政府担任公职的5年（1933～1938），在这期间，高表现的对日谈判能力和周旋技巧，深得蒋介石、汪精卫、张群、胡适等人的赞赏，在短短的三四年中为当局不次拔擢，以不满30之龄，从外交部研究员，而亚洲司科长，而副司长至司长，以致于1938年2月由蒋介石派往香港工作。这期间，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高是蒋的亲信，甚至同年7月高瞒着蒋介石密访东京，蒋得知后大发雷霆，高仍旧不认为那是对蒋的背叛，所以后来他随汪精卫到了上海，汪还对他说“蒋介石不放弃你，你也忘不了他。”事实上从那年11月在上海和梅思平与日人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签订《重光堂协议》，及制定汪精卫的出走计划起，他已背叛了蒋。
其二是从“重光堂”签约后，开始追随汪精卫推动和平运动，到1940年1月脱离汪为止。高在这短短的13个月中，心情是矛盾的。他由和平运动的先驱者一变而成为激烈的反对者，其分水岭在于1939年2月的第二次东京之行。他在东京听到从军事将领到首相所说的太多“自己相信，而别人都不相信的话；自己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的话”。这些谎言令他“深信日本不诚实，日本理应懊悔中日战事，但那仅是某些特殊军人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任”。而最刺激他的，是他自东京回香港五天后曾仲鸣在河内被杀，他深信那是日本人为离间汪蒋而使出的卑鄙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