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一段历史，一个小故事
历史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可以让无聊的人，有点事干，比如造个谣。
反正古人已经作古，谁也没见过他们真的从坟墓里爬出来，去自证清白。
于是，另一波“无聊之人”，也有了事干，开始辟谣，也许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产能量化。
可人往往有个共通点，“看热闹不嫌事大”，总是容易轻信那些新奇的，比较炸裂的故事，哪怕从未发生过。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二十七岁的李绅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写了一组干谒诗，即《悯农二首》，其二为：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首诗的经典程度，已经可以和骆宾王的《咏鹅》相媲美了，是学龄前儿童必读之作，更是被写进了小学课本，尤其诗的寓意很适合良性教化。
拒绝浪费，自古就是传统美德。
但是1200多年以后，这首诗几乎又成了反面教材，因为都传诗人李绅奢侈无度，为了一盘鸡舌，一餐可以杀掉300只鸡。最重要的是，李绅还好色，家中歌妓成群。
有一次刘禹锡应邀赴李绅宴，酒过三巡后，李绅爽快地将佐酒的歌妓赠给刘禹锡，欲成好事。心直口快的刘禹锡实在看不下去，遂作一首讽刺诗，即《赠李司空妓》：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如此也就罢了，李绅还是个“酷吏”，草菅人命不眨眼。总之，李绅成了“坏人”的典型，拍成影视剧，绝对是大反派，毕竟他曾位极人臣，为文宗朝宰相。
他的这些“坏事”，许多知名学者也在传，各家百科多有收录，相信很多人也都在网上读过这样的文章，或者刷到过这样的视频，讲的真是有鼻子有眼，连出处都有。
所以几乎见不到有人为李绅辟谣。
我不能说，李绅是一个好官，毕竟中晚唐局势复杂，但在我的印象里，他绝对没有黑化到这种程度。
首先，李绅受知于韦夏卿，韦夏卿是元稹的岳父，所以李绅和元稹的关系特别好，他入京科考，住的就是元稹在长安的故宅。
受李绅影响，元稹才写了《莺莺传》，著名的“新乐府运动”就是由李绅和元稹率先发起的，白居易还要略晚一点才参与进来。
而李绅、元稹同为“李党”成员，亲李德裕，李德裕为李党首领，中唐时期著名宰相，死对头是“牛党”牛僧孺。
因此，元稹也有许多绯闻，比如和“四大女诗人”中的薛涛、刘采春，此事我们之前就辟过谣，这里不再多讲。
牛李党争前后持续了四十多年，在朝官员几乎无人幸免，就连老好人白居易，也有牛党之嫌，但他两边都能做朋友，尤其和元稹、李绅关系特瓷实，这也是一种本领。
两党成员相互倾轧，元稹得器重时，蒋防为了巴结元稹，特意写了一本《霍小玉传》，来恶心牛党李益。
因此我们说过，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莺莺传》为元稹自传体小说，极有可能是来自政敌的舆论攻击。
现在我们看回刘禹锡那首讽刺李绅的《赠李司空妓》，许多人都说，李绅的“坏事”载于唐人范摅（shū）所著的《云溪友议》，以及唐人孟棨（qǐ）编撰的《本事诗》。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鬟髯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
这是《本事诗》中的原文记载。
入唐后，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正一品，轻易不授，多为死后以荣誉追赠。
所以十分肯定，李绅生前和死后，从未授司空，但同一时期，李德裕却被授予司空一衔。倒也不是李德裕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过是刚刚即位的武宗李炎贪玩，半夜出去游猎，遭宰相李德裕斥责。
李炎为了安抚李德裕，随手就封了一个司空。这一年是公元740年。
恰巧，这一年前后刘禹锡作《秋声赋》和李德裕，两个人私交一直很好，所以刘禹锡笔下的《赠李司空妓》，当是写给李德裕，至少不是写给李绅的。
尤其，《云溪友议·卷中·中山诲篇》对此事也有记载，乃刘禹锡与牛僧孺之间论诗的趣事，却被移花接木，硬按到李绅头上。为此，笔者特意查了《云溪友议》刻板，作者自序为：
“街谈巷议，倏有裨于王化。野老之言，圣人采择。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却细流，故能为之大”
意思就是，街头巷尾的传说，或对教化有用，才写了这本书。圣明的君主，连乡下老者的话都会参考，就像孔子收集各国民谣，最终著成《春秋》一样。江海之所以浩瀚，因为广纳细流。
你看，连作者自己都很不自信，偏偏有人信了。
笔者翻遍了两本书，也不曾见李绅豪奢之语，“鸡舌宴”更是无稽之谈，而其他后代诗选、笔记等，皆是参考这两本书，毕竟时间点更接当事人。不同的是，唐以后的著作，和李绅有关的，皆是一点点加料，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但李绅是否为“酷吏”这件事，更值得仔细说一说，毕竟这不是花边绯闻了，而是一个人的品节清白。
李绅有一个侄子，叫李虞，小有名气，自视清高，常对人说自己不愿当官。
李虞有一个堂伯父，叫李耆，经李绅提擢，授左拾遗。李虞得知这件事后，又觉得自己可以当官了，遂写信给李耆，希望他能向朝廷举荐自己。
然而这封信，却阴差阳错送到了李绅手中，也是神奇，所以李绅很生气，将李虞训斥了一通。
李虞很不服气，就来到了长安，对向前宰相李逢吉说，李绅背后讲过他坏话。李逢吉一听，顿时火冒三丈，遂物色了一个狠人，即刘栖楚。
原本，刘栖楚只是一个司仓小吏，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因事惩罚他时，刘栖楚以头撞地，坚决抗辩，胆识过人。李逢吉觉得，如果用他为谏官，窥伺李绅过失，必定能将其扳倒。
不久，李逢吉将李虞、刘栖楚都提拔为拾遗，同时请宦官王守澄来助自己。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穆宗崩，太子李湛即位，为敬宗。李逢吉认为时机已到，便让王守澄上奏，称：先帝始议立储时，李绅劝立深王，只有李逢吉请立陛下，而李虞也曾助他。
于是，刚登基还一脸蒙的敬宗，将李绅贬为端州司马。不得不佩服，这的确是好手段，中晚唐政坛，腹黑者众。
李绅被外放后，朝中百官纷纷祝贺李逢吉，唯独右拾遗吴思不贺，李逢吉又将他改为吐蕃告哀使，一放万里。
为此，翰林学士韦处厚看不下去了，为李绅鸣冤，刚好敬宗翻阅旧书时，发现了穆宗生前留下的一箱书信，其中就有一封李绅曾拥立他的证据。
于是敬宗下旨，为李绅量移，出江州刺史，再转滁州、寿州刺史。在任期间，政绩突出，屡得嘉奖。
公元826年，敬宗被宦官所害，江王李昂在宦官王守澄、杨承和等人拥护下，登基称帝，为文宗。
次年，郑覃得重用，欲召回李德裕，却被宰相李宗闵（牛党）所阻。随后，李宗闵将牛僧孺召回，牛僧孺再登相位，李党遭到沉重打击，几乎全被外放。
公元840年，文宗崩，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拥立其弟李炎为帝，是为武宗。同一年，李德裕回朝，拜相，加司空，随后李绅升淮南节度使，没过多久就被召回，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封赵国公。
为相四年后，李绅因有足疾，无法上朝议事，故而请辞，再出淮南节度使。到任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845年，李绅卷入“吴湘案”。
就是这件案子让李绅晚节不保。
此事错综复杂，还要追溯到李德裕父亲李吉甫为相期间。时沣州人吴武陵因贪墨，被贬为潘州司户参军，侄子吴汝纳坐罪流放，一直没有被调回。吴汝纳因憎恨李吉甫，便依附于李宗闵。
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吴汝纳复官为永宁尉，弟弟吴湘任江都尉。有一天，部下告发吴湘贪污粮银，并强娶百姓颜悦之女为妻。
按唐律，地方官员不得娶自己辖区范围内的平民女子为妻为妾，违者杖刑。于是，李绅命人彻查此事，经核审，吴湘犯罪属实，上报后将吴湘处死。
但李绅的政敌，在朝中放出风说，吴湘、吴汝纳与前宰相李吉甫有仇，而李绅结党李德裕，这才罗织罪名，对吴湘打击报复。
武宗命御史崔元藻、李稠复查此案，崔元藻取证后回禀，吴湘贪墨证据确凿，强娶民女或有不实，因颜悦曾担任青州衙推，其女自然出士家。
李德裕此时在相位，觉得崔元藻、李稠身为御史，态此飘忽不定，不堪大任，遂将其贬出。
公元846年，李绅病逝于扬州，终年七十五岁，追赠太尉，谥号“文肃”。
同一年，武宗驾崩，宦官马元贽拥立“皇太叔”李忱称帝，为宣宗。随即，李德裕被罢相，前宰相崔铉唆使吴汝纳为吴湘伸冤，于是吴汝纳上奏，称弟弟吴湘被屈打成招，实为李绅枉杀。
随后又上书说，吴湘死后，李绅下令立即埋葬，不得归乡，即便是有罪之人，也要秋后处斩，可李绅镇守一方，罔顾国法，竟将吴湘于盛夏时分处死。
崔元藻因怨恨李德裕将自己贬出京师，也翻改证词说：从淮南审理此案归来，本该当面向皇帝奏明情况，奈何李德裕扣表不报，御史台只好维持李绅判决。
此时李德裕已经失势，牛党令狐绹、崔铉、白敏中皆身居要职，遂指使崔元藻等人构陷李德裕，将其贬为崖州司户参军。虽然此时李绅已经病逝，但依旧被定性为“酷吏”，削三官，令子孙不得入仕。
同时吴汝纳升左拾遗，崔元藻出任武功令。
纵观整件事，皆因党争而起，而且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吴湘的确贪墨，按律当斩。凭此把李绅定为“酷吏”，委实有些牵强。
当然，李绅依附李德裕，参与党争，也是不争的事实。
李德裕死后，牛党对其成员多有污蔑，所以才有了《云溪友议》、《本事诗》这样连史书都算不上的著作。李绅、元稹皆曾为相，政敌强加毁誉，没想到现如今，依然有人相信。
这种不加考证，亦不思辨的行为，对研究历史这样严肃的事而言，属实不妥。
纵观上下五千年，古人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后人搭桥铺路，就连隋炀帝杨广那样的昏君，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财富。
而我们却人心不古，常常添油加醋、讹附夸张去对待古人，当自问自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