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四川省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引起 了许多人的关注。这一次与过去那种“泛泛而谈减负”的政策不同，它直击痛点，把“课后服务”和“教师时间管理”两个多年来积压最深的问题明确写入文件，提出“课后服务不得随意扩大范围”“探索弹性上下班制、时间银行”“不得将课后服务与职称评定挂钩”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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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双减”以来，课后服务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既要帮助学生减负，又要解决家长“放学早、下班晚”的痛点。为此，各地纷纷推出“5+2模式”“课后服务全覆盖”，服务时长普遍要求达到2小时以上，几乎所有学校都全面铺开。

于是教师的工作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被无限延长，课后服务也渐渐从额外任务变成刚性任务。很多地方课后服务的定位模糊，有的学校把它变成“补习+辅导”的组合，有的学校强化安全管理，导致教师承担巨大的责任。而在实际落地中，补偿机制又不够完善，教师既承担了时间成本，也承担了心理负担。这一切，使得课后服务系统在过去几年严重依赖教师“硬撑”，并逐渐形成一种“惯性加班文化”，让教师的职业倦怠感不断上升。这个时候四川出手，其实是站在教育系统整体运行的角度做出的“纠偏”。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新政并非是从“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建立在成都多个区域多年来的制度探索基础上。

以双流区东升小学为例，该校实行“上班两阶＋下班三阶”制度，体现了一种高度务实的管理理念，教师不是一刀切地“全体7:30到6:00”，学校根据实际岗位职责安排教师弹性到岗。比如，有第一节课的老师必须8:10前到校，承担教学任务；没有早上第一节课的老师，可以8:40到校，给教师留出了必要的准备时间。下班同样如此，不参与课后服务的老师可以16:00下班，参与课后服务的老师17:30下班，参与延时托管和值周的教师则是18:00下班。这种科学排班避免了“所有人都为少数岗位的任务共同加班”的荒诞状况，让教师的工作恢复了节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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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政给全国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治理方向，释放了3个重要信号。

信号一：课后服务必须回归合理范围，不得“无限外延”

过去几年，课后服务在部分地区被当作“万能容器”——补课、训练、排练、会议、竞赛准备，都能塞进去，最后演变成“值班制度”。四川这次就明确表示，课后服务必须安排在上课日及完成课程计划后，且严禁随意扩大范围。

信号二：教师不只是“奉献”，他们拥有“被保护的权利”

“弹性上下班制”“时间银行”“不与职称挂钩”等措施，是劳动力管理方式的革新。教师的时间不再是“抽象的奉献”，而将成为“可量化、可管理、可补偿”的公共资源。谁承担了更多课后服务，未来就能获得调休、积分、补偿；谁承担岗位风险，就能享受制度性的保护。

信号三：教育治理正在从“任务驱动”转向“机制驱动”

这次新政提到以制度推动学校重塑工作机制，说明教育治理正在从“行政压力”向“制度保障”过渡，从短期行为转向长期机制，这是一个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志。

简而言之，课后服务不能依赖教师“牺牲家庭时间”“无限责任兜底”。如果教师一直被捆绑，最终受损的就不只是教师，更多的是教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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