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明史，最令人震撼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在《明史·五行志》中，找到了这样一句话：

母食死儿，夫食死妻。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赴京参加进士考试。从诸城通往京师的官道上，一片死寂。时不时，空气中飘来一股或焦糊或血腥的味道。

离开诸城不远，陈其猷在路边看到一家肉铺。分明是灾荒之年，却有肉铺开张，生意异常火爆，这一幕令这个未来的帝国父母官深感好奇。

出于好奇心，陈其猷上前看看究竟。凑近一看，大脑瞬间宕机，这哪是什么肉铺，而是一群饿民手持生锈的镰刀在“分割同类而食”。

对这个家境相对优越的读书人来说，这种事简直令人“瞳孔地震”。更令陈其猷想不到的是，这不是个例。一路上，有在路边支灶煮同类的，有母亲食儿的，有丈夫食妻的，比比皆是。

这位来自考编大省，且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崇高追求的读书人，内心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终极理想，瞬间被击碎。

这场万历四十三年的大旱，遍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省。陈其猷老家是诸城，隶属青州府。大旱期间，青州粮价一度飙到三两银子一石米，普通百姓就是把盖房子时，用来夯地基的石头扒出来卖掉，也不够吃两天大米。

陈其猷将一路所见，写成奏疏上报朝廷，等来的结果是“石沉大海”。这份结果也在意料之中，早已“退居幕后”的万历帝，哪还有心思搭理苍生死活。在他心里，只揣着心爱的郑贵妃和她生的儿子福王朱常洵。

万历一朝是明朝急速衰败的转折点，万历晚年尤其严重。陈其猷所写的青州府“人相食”，绝不是一个偶然孤例，而是王朝溃烂的冰山一角。

这一年，比青州更惨的还有登州府。当地府志记载：

四十四年春，山东阖省大饥，人相食。登州为甚，计粟千钱。

从字少事大的叙事惯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不是“抹黑”，而是百姓的真实写照。当时的惨状绝不是“吃土啃草”那么简单，而是“人吃人”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大旱之后6年“白莲教起义”，再4年后“李自成出生”，再10年后“米脂流民暴动”，再14年后“甲申事变，明朝over”。

有人说，明朝灭亡，始于这次小冰期。但这种说法似乎又很牵强。

小冰期，不是明朝一家的小冰期，而是当时整个北半球的小冰期。

往近处说，有后金和日本；往远处说，欧洲小国无一幸免。为什么北半球绝大多数国家在小冰期中，仍能保持整体国运一路向上，唯独明朝在饿殍遍野中灭亡了呢？

每一次天灾，背后往往都有人祸的膨化剂。

大旱之下的“饿殍千里”不全赖自然因素，甚至占比不到一成。更大的原因在于“人祸”。这个“人祸”的因素，可以分为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是，朱元璋定下的最为严苛的“重农抑商”基本方针。直接原因是，万历长期热衷于“开矿运动”，心思不在“粮赋”这个农耕社会的税收“基本盘”上。跟种地比起来，当然是开矿来钱快。开矿得来的钱，让万历的私人小金库钵满盆满，也因此让天下粮仓，为之一空。

搞笑的是，万历费劲脑汁“搜刮”来的矿税，经过朝鲜、宁夏、播州三次大规模战役后，一夜回到解放前。

最后在万历的折腾下，明朝陷入要粮没有粮，要钱没有钱的窘境。

钱粮两空，可不就剩死路一条嘛。

我粗略地查了一下。据不完全统计，明史中关于“人相食”三个字的记载，频次高达34次。真实情况可能还得乘以几百倍。如果把地方志统计在内，276年间，白纸黑字记载的“人相食”事件总计1279次，平均一年有4.63个县发生“食人”事件。

仅有据可查的“万历二十一年黄河水灾”引起的灾荒食人事件，就覆盖了黄河沿岸37个县。

如果象友们有兴趣找一份电子版的明史资料，在搜索栏里检索“饥”这个字。

铺天盖地的“淮扬饥、山西饥、宣府饥、大同饥、河南饥”，而每一个“饥”的后面，往往紧接“人相食”三个字，灼人眼球。

“饥饿引发的食人事件”可全都是生理性，是人在濒临饥饿威胁生命时，作出的一种超越常伦的极端行为。

比生理性食人行为更可怕的是，人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心理防线和道德底线将会全面摧毁。

还是万历二十一年。礼部给事中杨东明回河南探亲，目睹了这场黄河泛滥带来灾荒饥饿，将沿途惨状绘制成了14幅《饥民图说》，并给每一幅图标注了文字故事。

其中，有一个名为“全家缢死”的故事，至今令人冷汗涔涔。

话说。河南虞城有一片树林，是弘治时期的吏部尚书马文升栽种的。

万历二十二年，有一家七口饿民，拾荒至此。这家人极度饥饿，无力前行。父母便商议，把十五岁的女儿卖掉，换全家人活命的机会。女儿不同意，抱着爹妈大腿嚎啕大哭。老两口心疼闺女，就转身对儿媳妇说，要不把你卖掉，救救全家人吧。

卖儿媳妇，当儿子肯定不同意。于是，儿子也跪在地上痛哭哀求。见儿女哭得撕心裂肺，老两口心就软了。最后，全家人抱在一起大哭一场，六口大人约定在这片树林自缢而死。丢下两岁的小孙儿，任其自生自灭。

当时，大伙都没得吃，哪有闲粮去收养一个小孩。可以想象到，有99.9999%的概率，二岁的小孙儿会成为别人活下去的“口粮”。

更要命的是，万历一朝已经混成这副鬼样了。可在山东举子陈其猷于万历四十四年献上《饥民图》后的第三年，也就是万历四十六年，大明王朝启动了第一次“加征辽饷”计划——每亩加派3厘5毫。

从此，“加征”一发不可收，直至明朝灭亡，方才罢休。

1279县次“食人”事件，是“有幸”被寥寥一笔记录下来的。如果具体到每一个被吃掉的人呢，再具体到每一幅吃相呢？

真相，可能比想象的更惊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