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大授衔后，远在大洋彼岸的李奇微看到报纸上十大元帅的名单后，命人送到麦克阿瑟那里，麦克阿瑟看到后，气得拍起了桌子：“马修这是想羞辱我吗？他这意思分明是说，在中国还有九个跟彭德怀一个级别的人存在，而朝鲜战场上只派了一个彭德怀就把我们十几个国家打败了！”
李奇微把麦克阿瑟的愤怒电报折好，放进文件夹底层。他走到保险柜前，转动密码盘，取出一份新收到的档案袋，封口处盖着中央情报局的蜡印。他撕开封条，抽出里面的内容，不是九位元帅的履历摘要，而是一份名为“凤凰计划”的潜伏人员初步筛选名单。
名单上第一页，只有代号和简要评语。“夜莺：精通北方方言，有护理背景，适合渗透基层医疗单位。”“瓦匠：有建筑技能，可长期蛰伏于基建项目。”“教师：文史知识扎实，具备进入教育系统的条件。”李奇微快速翻阅，在第七页停了下来。这一页的代号是“学生”，评语写着：“青年学生背景，无复杂社会关系，具有理想主义倾向，可塑性极高。建议重点培养，目标：长期潜伏，进入关键领域。”
他按了按桌上的呼叫铃。副官推门进来。“‘学生’的档案调全了吗？”李奇微问。“刚送到，长官。”副官递上另一份薄薄的卷宗。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二十岁出头的中国年轻人，眼神清澈，穿着朴素的中山装。履历显示他叫陈默，出身华侨家庭，目前在北京某高校就读，成绩优异，思想“进步”。李奇微注意到一条附注：该目标近期曾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书，积极靠近。
“联系‘裁缝’，”李奇微下达指令，“启动接触程序。用二号预案。”
一周后，陈默在学校图书馆接到一张纸条，约他在北海公园见面，落款是他仰慕已久的一位归国学者笔名。见面很简短，学者模样的中年人只是和他探讨了国家建设的理想，临别时赠给他几本国内不易看到的英文工程学专著。“国家建设需要最前沿的知识，”学者握着陈默的手说，“你是有希望的年轻人，眼光要放得更远。”
几个月里，类似的接触发生了三四次。陈默被引荐进入一个“青年科技交流小组”，组里都是背景清白、充满抱负的年轻人，偶尔会有“海外友人”带来一些技术资料和“新思想”。陈默起初的警惕，在周围人热烈的讨论和对他的器重中，逐渐消融。
一年后，陈默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分配到一家新成立的国防相关研究所，参与一项外围辅助课题研究。他第一时间通过特定渠道报告了这个消息。反馈很快：“保持静默，专注业务，取得信任。”
陈默照做了。他工作勤奋，为人低调，很快在研究所站稳脚跟，并开始接触到一些非核心但能反映整体进度的信息。这些信息经过他的提炼，通过死信箱一次次传递出去。
李奇微的书房里，关于“学生”的报告逐渐增厚。一份评估写道：“该目标已成功嵌入，稳定性高，输送信息具有参考价值。”但另一份来自行动部门的报告却提出了担忧：“目标近期与所在单位一位女性同事关系密切，有建立正常个人生活的倾向，这可能影响其长期潜伏的纯粹性。”
李奇微批复：“继续观察，暂不干预。稳固的平民身份是更好的保护色。”
又过了两年，陈默与那位女同事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只请了研究所的几位同事。婚后的陈默，生活似乎更加平稳。他传递信息的频率，在婚后半年，出现了一次短暂的下降。行动部门再次建议施加一点“提醒”。
李奇微考虑了很久，最终否定了这个提议。他在一份备忘录上写道：“人的情感是复杂的变量。有时，扎根的愿望会让人更可靠。继续等待。”
等待持续了五年。陈默已经成为研究所一个小项目的负责人，家庭添了一个女儿。他传递的信息越来越少，但偶尔提供的关于整体科研布局的片段，依然被分析部门认为具有高阶价值。
直到1960年秋，陈默的女儿三岁生日那天，他所在的城区举行防空演习。警报声中，他带着家人进入指定的防空洞。阴暗潮湿的环境让孩子害怕大哭。陈默抱着女儿，轻声哄着，目光扫过周围拥挤、惶恐的普通市民的面孔。那一刻，他忽然想起多年前北海公园里，那位学者对他说的“眼光要放得更远”是什么意思。
演习结束后第二天，陈默没有去上班。他销毁了家里所有可能带来危险的物品，包括那几本最初的英文专著。然后，他走进研究所保卫处的办公室。
李奇微得知“学生”脱轨的消息时，已是两周后。报告很简短：目标主动自首，交代了部分情况，导致一条联络线被切断，但未触及更高层级。评估结论：该线路已废弃，损失可控。
李奇微没有动怒。他点燃烟斗，看向窗外。他想起了麦克阿瑟当年对那份元帅名单的暴怒，也想起了自己那份关于“指挥梯队深度”的备忘录。有些东西，名单和档案无法测算。他把关于“学生”的最后一份报告也扔进了碎纸机。
碎纸机发出单调的声响。李奇微知道，“凤凰计划”还会启动新的“学生”。名单很长，而博弈远未结束。他关掉了碎纸机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