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5日，雷洁琼与严景耀在上海成婚，携手相伴32年。他们不只是夫妻，更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乱世之中，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奔走救国、面对反动派的威胁，两人患难与共，雷洁琼晚年评价：我们既是伴侣，也是战友。

不过，按可查史料，严景耀于1976年1月12日去世，因此两人从1941年结婚到1976年相伴约35年，并非32年。比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婚姻几乎一直和两人的学术、教育与社会工作交织在一起。

他们早在1935年前后就在燕京大学相识。雷洁琼留学美国，1931年取得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燕京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妇女、家庭和社会工作。严景耀则从犯罪学和社会调查入手，年轻时就深入监狱做实地研究，希望弄清犯罪现象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两个人真正走近，并不是因为生活轨迹完全相同，恰恰是因为各自都有明确的事业方向。后来严景耀到上海工作，雷洁琼辗转江西从事教育和妇女工作，两地相隔，他们仍保持书信联系。

1941年，雷洁琼来到上海，在东吴大学任教，还兼任多所学校课程。婚后，两个人没有把日子关在小家庭里。雷洁琼继续站在讲台上，也参加社会活动；严景耀同样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和社会工作中忙碌。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成立大会的参会名单里，同时出现了严景耀和雷洁琼的名字。他们是大会中很特别的一对夫妻，同样以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其中。

1946年，雷洁琼又参加上海各界赴南京和平请愿活动。公开资料记载，她与马叙伦等代表在南京下关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受伤。严景耀则出现在上海送行队伍中。那段经历让“夫妻也是同行者”这句话有了更具体的分量。

到了1949年，两个人又共同走到新的历史节点。1月，他们前往华北解放区，并到西柏坡访问。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雷洁琼作为民进正式代表参加，严景耀以候补代表身份出席。

雷洁琼还参加了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10月1日，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对这对从大学讲堂走出来的夫妻来说，人生已经从学术研究延伸到国家建设和公共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仍没有离开教育。严景耀继续从事法学和社会科学教学研究，雷洁琼也长期投入教育、社会学和妇女工作。1976年严景耀去世后，她把这份共同事业继续了下去。

198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恢复建立，雷洁琼继续参与社会学教学与人才培养。后来，她还拿出积蓄设立“严景耀奖学金”，以丈夫的名字鼓励青年学生。1995年《严景耀文集》出版时，90岁的雷洁琼又亲自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