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青霉素是西方绝不外传的秘密，中国军民伤口溃烂，只能硬扛，关键时刻，汤飞凡在一双旧鞋子上看到了翻盘的契机！

参考资料：光明网--《第一个发现沙眼病毒的人——汤飞凡》

1944年9月5日，昆明高峣村几间漏风的土坯房里，桌上摆着5瓶淡黄色的液体。

每瓶5000单位。这就是中国第一批自制的青霉素。

消息送到重庆，又寄了两瓶去英美检验，结果都确认有效。

很难想象，这几瓶药是在没有进口菌种、没有像样设备、电力都不稳的条件下，一点点试出来的。
 
往前推三年，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最高军事机密。

盟军视其为战略物资，菌种与工艺全部封锁。

英国本土医院都很难拿到充足剂量，更别说运进中国。

国民党政府多方尝试采购，始终碰壁。

那时抗战正处于艰难阶段，前线不少战士只是腿上划了个小口子，几天后便红肿流脓，高烧说胡话，最后因无药可用而失去生命。

后方工厂里，工人被机器刮破点皮，同样的小伤，也因感染离世。

中央防疫处的汤飞凡翻阅一份份死亡报告，内心沉重。
 
汤飞凡早年在湘雅医学院求学，后赴美国哈佛医学院深造，曾跟随诺贝尔奖得主学习微生物技术。

回国后，他在昆明主持中央防疫处。

实验室是几间茅草顶的土坯房，冬冷夏热，缺水缺电，连基本的恒温设备都没有。

但每天看到前后方因小伤口感染而死的人，他无法再坐视不管。
 
1941年秋，英国学者李约瑟来到昆明考察战时中国的科学状况。

汤飞凡抓住机会约见，明确表达了自研青霉素的想法。

李约瑟清楚西方封锁之严，也知道中国连像样的发酵设备都凑不齐，成功概率极低。

但汤飞凡没有被这些困难吓退，带着二十来人的小团队开始了摸索。
 
1944年春，昆明。

汤飞凡团队正为青霉素菌种发愁。

高产菌株难求，他们翻遍街巷，将发霉的果皮、馊饭、旧鞋乃至墙角霉斑尽数收罗，以土豆、豆渣勉强充作培养基。

无摇床，便靠人力三班倒昼夜晃瓶；无纯种，便在无数次杂菌污染中碰运气。

转机出现在团队成员卢锦汉的一双旧皮鞋上。

汤飞凡从中分离出的帚状霉菌，划出了清晰的抑菌圈。

随后，团队以瓦罐为发酵罐，铁锅为灭菌器，手工过滤萃取，硬是在粗陋中催生了第一批国产青霉素。
 
抗战胜利后，中央防疫处回迁北平，更名中央防疫实验处。

汤飞凡借美援设备与救济物资，于1947年初筑起国内首个抗生素车间。

至1948年，20万单位青霉素稳定量产，药效不输洋药，专供军地医院，续接无数生命。
 
新中国甫一成立，原中央防疫实验处整编为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留任所长，继续执掌中国生物制品的研发命脉。

他牵头筹建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亲手擘画并颁布了新中国首部生物制品质量标准与检定规程。

20世纪50年代初，在他的统筹下，鼠疫、狂犬、白喉及牛痘疫苗实现规模化生产，填补了国内空白。

他更带领团队攻克黄热病减毒活疫苗，为防疫战线再添利器。

1955年，汤飞凡以鸡胚卵黄囊接种技术结合链霉素抑菌环境，率先从临床标本中分离出沙眼衣原体，由此荣膺国际医学界公认的“沙眼病原体发现者”殊荣。

为了确证病原，1958年1月，这位科学家竟以自身为实验对象，将分离株接种入自己眼内。

历经40余天的自我观察与记录，以血肉之躯完成了致病性的终极验证。
 
汤飞凡毕生以科学为刃，与死神角力。

从湘雅求索、哈佛深造，到昆明破局、北平定鼎。

一路筚路蓝缕，纵处极陋之境，亦未辍其志。

1958年9月30日，他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六十有一。

历史终将铭记，1979年卫生部为其平反昭雪，补行追悼，还以清誉。

1992年，其肖像荣登中国科学家纪念邮票，永载史册。

李约瑟曾盛赞其为“预防医学领域一位尤为顽强的战士”，此语恰是其一生最好的注脚。
 
那一代人就是在极端封锁和艰难条件下，把青霉素硬生生做了出来。

进口菌种拿不到，先进设备买不起，充足经费更是无从谈起，就靠一帮人一株株筛选，一瓶瓶试制。

这不是夸张的故事，而是最真实的写照。

在最没有条件的时候，中国科学家硬是掌握了救命的技术。

他们用最土的办法，把被卡住的脖子一点点掰了回来。

如今药厂设备先进，药品供应充足，但那种在艰难中摸索、在封锁中突围的精神，值得后人铭记。

它提醒着后来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心里有股气，手里有股劲，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回望这段往事，您觉得在当下，这种在困境中坚持摸索的精神，最值得我们传承的是什么？